刘洲伟：下面进入今天的对话环节，做传媒的人喜欢把话题往大里扯。首先探讨关于自主创新的认识问题，去年二月份的时候，美国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NGO发布一个报告，这个NGO由21个学术机构、私人机构，其中包括美国的电子协会、物理协会、材料研究学院、著名的企业像微软、英特尔，这个报告有一个结论，说中国正在成为先进技术的超级大国，列举了几项中国人自主创新的例子。比如说未来几年中国可能会发射一百颗卫星覆盖全球地面观测系统，包括曙光4000A超级计算机，以及64位的CPU等等。与此同时，OECD组织发布了关于高科技出口额中国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的消息。类似的信息引起了美国国会的震动，有了去年关于有议员提出汇率报复的案子。这是美国方面对于中国的认识，而中国政府在上述报告发布以后，也发布了一个报告，说在中国确实是电子类的、高科技类的出口已经超过美国，信息产业部有一个统计大概2075亿美元，但是同时公布了针对两千多亿美元，其中进口部件就有1809亿美元，它的结论在中国就是一个组装，而在中国的增加值不到10％。这两年中国传媒界开始集中抨击中国制造的弊端，正是自主创新的缺乏使中国人只能赚走血汗钱。这种国内国际产生这么大的反差，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图：蒙牛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牛根生

　　牛根生：作为企业搞创新，我觉得跟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创新是很有关系的，首先我们可能更注重技术上的创新，我们忽略了制度上的创新。实际上从1978年开始，中国真正的创新是制度创新。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制度创新带来的，技术上创新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改革开放，我们的技术创新不如两弹一星那时候的创新。为什么那时候的美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没有那么害怕，而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制度上做了重大的突破和创新，所以他们才害怕。昨天我看到国家确立在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要创新，我们要成为一个创新性的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企业来说，产品的创新只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你的制度创新，包括作为一个企业有多少人参与创新，分配制度的创新是微观创新更重要的创新。无论是中国农民的吃饱肚子，无论是中国工人的翻身解放，无论是人们富起来到整个一切事物的好起来，跟制度创新太有关系了。我认为我们的创新应该是全面的，不仅是产品、技术，更主要的是制度，分配制度、理论上的创新是不是更重要，所以国外是害怕我们深层次的创新，而不是浅层次的创新。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