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

 　《当代金融家》：自从您带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在今年11月推出了中国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估报告后，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作为这份报告的总策划人，您也成了“金融生态”的标志性人物。

除了希望了解您的这份报告外，大家还希望能了解您这个人，您能不能讲讲您的求学之路和治学历程？

　　李扬： 我15岁就下放到安徽淮南的农村当了两年农民，后来回城，又当了5年多的建筑工人。那时候吃了很多苦，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经历还是很有价值。年轻的时候做过最下等的人，卑微得连蚂蚁都不如，这给我以后带来的好处是，再遇到任何挫折都无所畏惧，比较容易看得开，也很难被任何困难所吓倒。

　　我的受教育经历是比较顺利的。1977年我考上了安徽大学，读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转学金融。那时，工业、农业、金融、贸易、财政等学科合在一起被称为“部门经济学”，这么多学科才能够跟政治经济学一个等级，所以，当我决定考金融的硕士生时，很多老师都说：“好好的一个搞理论的小伙子，偏偏学了金融。”言语中颇有惋惜之意。回想起来，我做这个决定是受了名师的指引，那就是我在安徽大学的老师滕茂桐先生。滕先生在1949年前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系主任，早年是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先生的学生，毕业于牛津大学，并曾去剑桥大学亲耳聆听过年轻的凯恩斯上课。文革期间，因为曾给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当过翻译，曾做过国民党中央银行的信贷科科长，反右时又给党提过意见，滕先生被打成右派，遣送到安徽去扫大街。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安徽大学发现居然还有这样一位名人，于是请出滕先生任经济学系主任，我们才得以享受这位名师的教诲。八十年代初，他给我们开讲座，讲萨伊定律、边际革命、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反革命等等，这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教科书上也难找到，让我们得以窥视西方经济学的殿堂一角，然后将整个大门向我们敞开。西方经济学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们。究其原因，主要是它非常切近实际，能够解释我们日常生活、生产和经济政策。当时，在讨论研究生专业选择问题时，滕先生跟我讲，“你应该去学金融（当时叫货币银行学），现在是商品经济了，经济建设为中心，最有前途的就是这个专业。” 当时流行一种趋势，理科最好的学生去学数学，文科最好的学生去学政治经济学，而我当时的选择并不符合这一潮流，现在看起来，滕先生的看法是对的。

　　硕士生期间，在复旦大学师从陈观烈教授读西方金融学（当时叫“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与银行”），同时随宋承先教授学习西方经济学。期间，在陈观烈教授的建议下，到上海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学院（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听了一年课，系统学习了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西方财政理论、国外货币金融学说等课程。当时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专业的设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授课内容也因人而异，基本上是老师熟悉什么，就教我们什么。当时，复旦和上财集中了一批在三、四十年代毕业于美国名校的博士，这样的师资配置，即使在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也都不多见。应当说，在读书期间得到多位名师指点，为我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复旦的陈观烈教授、宋承先教授、蒋学模教授、张熏华教授、伍柏麟教授等之外，上海财经大学的曹立赢教授、王传曾教授、刘絜敖教授的课我都系统地听过，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上财的刘絜敖教授，他精通五国语言，中国最早的金融学说史——《国外货币金融学说》——就出自他的笔下。刘先生的经历告诉我们，熟悉多门外语对研究经济的人来说很有必要。因为经济学上最早的文献并不都是用英文写的，还有很多是属于欧洲大陆的文献。比如瑞典的维克塞尔，他是从古典学派过渡到凯恩斯主义这段期间的一个重要人物，凯恩斯的很多思想也来源于他。他建立了一套在某些方面比凯恩斯还要完善的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对货币经济学的贡献也非常大。但是，由于他用的语言不是英语，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英语世界都不知道他。直到在凯恩斯的《货币论》和《通论》中看到有引用他的东西，人们才回头去读他的著作，发现了他的价值。当然，经济学、金融学的研究是以英语世界为主的，但是欧洲大陆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刘先生年轻时在很多国家游学过，所以懂得多国语言，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也使得他的视野相当宽阔。在这些大师面前，让我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高山仰止”；师从这些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使得我在治学、为人等方面均受到良好的熏陶，并使我终身受益。

　　回想起来，从受教育之初就接受了系统、正规的西方经济学训练，是我一生的幸事。当时，国内大部分学金融的人接受的是所谓“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的训练，而这些知识很快就过时了。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我国金融界曾开展过几次全国性大讨论，而那些讨论的问题，多数让我们感到莫名其妙，例如，“存款算不算货币”？“中国要不要发展金融市场”？“货币、利率有没有阶级性”？还有很多讨论涉及到货币乘数、货币统计口径、中央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等。当时我在上海读书，远观这些讨论，常常感觉困惑，因为，对于受过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训练的研究者来说，上述问题多数都是不言自明的。现在回头看，由于我们的教科书中长期以来充斥着大量的“伪知识”，这些伪知识常常引人误入歧途，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基本没有受到这些伪知识的影响，确实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

　　硕士毕业后，我回到安徽大学教了两年书，主要教授“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共有四届学生听过我的课。应当说，他们也很幸运，因为当时我编的教材，吸收了当时最新的知识。

　　1986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是西方财政学。那时，人民大学是我国金融、财政理论界的重镇，主要由黄达教授和王传纶教授牵头，带领着一大批优秀学者。人民大学的传统是财政、金融不分家，而且非常接近实际。这种教育使得我们养成了不尚空谈、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是西方财政，师从王传纶教授。王先生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那是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母校。王先生是公认的治学非常严谨的老师，学问、人品，都堪称楷模。

　　总之，虽然在农村和工厂荒废了一些时光，但是，自从走上求学之路，一直都受到国内甚至世界一流的老师指导。这十年的经历，为我以后从事金融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代金融家》：现在“金融生态”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很多人在谈“金融生态”，不过却很少人能清楚、简洁地表述出“金融生态”到底是什么。

　　李扬：是的，我们也有这个感觉。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发现大家所理解的“金融生态”都各不相同。其实，“金融生态”是一个仿生概念，最早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博士在2004年提出的。他将生态学的概念引申到金融领域，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简单地说，金融生态是指金融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治环境、信用环境和制度环境，甚至包括历史文化环境。

　　“金融生态”这个概念在国外是没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涉及到的问题也主要是中国特有的。从理论上说，在统一的经济体内部，不仅市场应当是统一的，而且各经济主体赖以活动的制度环境也应当没有重大差异。因此，在这样的经济体内，因信用等级不同而出现的微观经济主体间的个体风险差异是存在的，因经济周期影响和经济结构变动而造成的产业之间的风险差异也是存在的，但在该经济体内部的各个地区之间，不应当存在比较明显的风险差异。换言之，在统一的经济体内的各个地区之间，不应当存在明显的金融生态环境差异。我们认为，这可能正是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学研究中至今很少见到关于金融生态文献的基本原因。

　　但是，中国的情况却显然不是这样。我们的研究显示，如果按照信贷资产质量来衡量，中国的区域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最差地区和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率居然能相差10倍以上。这种状况的形成，当然不可能从宏观层面，而只能从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这种区域结构层面找到原因。在我们看来，我国各地区之间的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其根本原因。

　　《当代金融家》：为什么会在现在，而不是在其他更早的时候提出金融生态的问题？而且为了引起人们对金融生态的关注，还由您率领了金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投入很大的精力去实地考察、采样分析，推出了一份42万字的题为《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总报告，您能给读者谈谈其中的原委吗？

　　李扬：近几年来，中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凸现于世，引起了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1998年来，国家开始了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救助，除了剥离1万多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外，2003年更动用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和财政资金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注资。这自然使得人们对中国的金融业的前景充满了忧虑。忧虑之余，人们自然就会去探求形成金融风险的原因。

　　中国人民银行在2003年完成了一项对2001～2002年的不良资产形成原因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计划和行政干预造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占到全部不良资产的80%。从人民银行的这项研究可见，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不仅来自于金融机构自身的管理不善，更广泛地来自于非金融部门长期以来对金融部门运行的不当干扰。

　　这是一个大的判断，而且关系到解决我国金融风险的政策取向，因而需要花气力去进行缜密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在央行领导的倡导和大力支持下，我们研究所组织了较大的人力，前后共用去近一年的时间，全面搜集并分析了几乎一切可得的金融和经济方面的资料，并深入到有关地区进行了案例分析，形成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份报告，即《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这项研究发现，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乃至各个城市的情况都有比较大的差异。由于报告引用的数据比较可靠、使用的方法比较先进和适当，分析得也比较透彻，所以，报告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各地政府和理论界的普遍关注，而且得到的反应比较正面。

　　总体来看，造成金融风险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金融系统本身的因素，来自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另一类是非金融因素。金融系统出了问题，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显然是有责任的，这部分的因素已经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为此，国家已经在金融领域内开始了有组织的管理， “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主要就是负责制定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的。然而，非金融因素的影响却不容易受到关注，而且由于这部分的因素长久以来被忽略，更显得纷乱繁杂。

　　这个报告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把影响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造成金融业不良资产和招致很大金融风险的非金融因素首次做了系统的梳理，以期引起重视。我们将这些非金融要素分为九大类，按照它们对金融风险的贡献程度依次为：法治环境、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金融部门独立性、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企业诚信和社会保障程度。在报告中，我们将它们到底在什么层面上、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方向上影响着金融生态环境，都做了详尽的阐释和分析。

　　知道了是什么在影响着我们的金融生态环境，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优化金融生态呢？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我们看到，中央政府现在的工作重心是致力于维护社会和谐，树立科学发展观，政府的职能正转向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例如，我们的财政从早几年开始就从“建设财政”转向“公共财政”。我们恰好是在这个转折时期推出了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估报告，是希望能通过此报告，从另一个角度阐释实现这一转变的必要性，并促进地方政府去加速其职能的转变。　　

　　《当代金融家》：这份报告现在已经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城市都积极行动起来，从上到下倡导要改善金融生态。这是不是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对于金融问题的重视？

　　李扬：的确，地方政府从不重视金融到重视金融，从重视到主动去创造适合金融业发展的经济环境，就已经在观念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回顾起来，我们对经济建设也经历了一个从不重视到重视，到取得成就的过程。地方政府的工作，最先是以阶级斗争为重心；到了八十年代，开始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各级地方政府，原先是不关心经济建设，后来又走过了头，从书记到市长都去抓经济，搞得书记、市长都像董事长、总经理，引发了很多问题。现在，这个潮流已经改变，新一届中央政府组阁之后，提倡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要向建设和谐社会、宜居环境和公平社会转移。

　　具体说来，很多问题都是不应该发生的。比如，“逃废债”的问题。从中央政府和银行体系的角度来讲，“逃废债”会破坏整体的资源配置；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欠债还钱也天经地义。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而言，“逃废债”意味着把中央的金融资源截留在当地，这是对地方有利的政绩。在由中央来统一分配金融资源的格局下，地方政府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去争夺金融资源，手段是否正常且不去理会。所以，出现了“逃废债”，甚至“逃废债”还成了政绩的怪现象。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怪罪地方政府，我相信，在现行的行政体制和激励机制下，任何人处在地方的位置都会这么做的，如果他想对当地人民负责的话。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观点之一：一些地方的金融生态环境不好，是一个体制和机制现象。

　　再如土地问题。2004年国家宏观调控的重心之一是控制土地的开发，这也是中央和地方争论的焦点。地方政府充分挖掘了土地的财政功能和金融功能，引发了金融风险问题。中国的土地转让，大部分经历了从无价到有价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采取了非常行政化的手段。政府用严格管制的价格，即被严重压低的价格，把土地由农业用地转成城市用地，再用市场价格将这些城市用地用高价转卖给地产开发商。这是一种典型的价格双轨制：行政管制适用于政府同农民的土地交易中，其适用的价格是很低的；而市场活动则适用于政府同开发商的土地交易中，其适用价格是很高的。于是就出现了“双轨”差价，这个差价主要由地方政府得到。所以，目前，土地收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其规模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且这部分收入不计入地方政府的预算。这就是我们说的土地的财政功能。基于此，土地进一步为地方政府发挥了强大的金融功能。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土地都是获得银行贷款最好的抵押物。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看，与土地有关的金融都占相当高的比例。这样，进入市场的土地就以抵押物的形式，一环又一环地套取金融资源，很多金融不良资产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

　　在报告中，我们花了很多笔墨分析了类似的问题。我们的主旨在于说明：一些金融问题的产生最终还是要归结到体制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将问题的责任推给地方政府。而且，原有的方法，比如“逃废债”，尽管影响了资源分配，导致整体效率不高，还是对地区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好处，毕竟资金是在流动。不过，随着金融机构的管理逐步同国际水平接轨，地方政府要想留住金融资源，就得要改变体制，放弃不正当手段，通过完善金融生态环境来吸引金融资源，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这种固定要素来吸引金融等流动要素。

　　《当代金融家》：在您主持的这份报告中，对地方政府提出了系统的哪些政策建议，能向读者扼要介绍一下建议的内容吗？

　　李扬： 我们的政策建议主要分三类：第一，转换地方政府职能；第二，完善金融业发展的法治环境；第三，推进社会诚信文化的建设。

　　关于加强法治建设，我想先讲个故事。今年上半年我去参加证监会关于解决股权分置改革的通气会，北大的副校长吴志潘教授也参加了，他的一段话颇令人深思。针对有关当局对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解释，他说，我不懂金融，但是我知道，解决股权分置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你们在阐述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时，为什么不说依法该怎么办，而要引用那么多的领导讲话来证明其合理性？那次会议之后，我就请我们所里研究法律的同事去查找是否有解决股权分置的法律依据，结果他们说，即便根据未修改的《公司法》，解决股权分置也是没有法律障碍的。我举这个例子是说，由于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 中国目前尚是一个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是行政主体大于法律体系的国家，领导的讲话要高于法律所确定的制度。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地方政府已经非常深入地介入各种经济活动中。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它就不可能公正执法。所以政府应当退出“市场参与者”的角色，转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规则的制定者和法律的维护者。另外，要树立政府的诚信形象，政府说话就要算数。从金融生态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改变当前这种地方官员频繁调动的格局，因为新上任的地方领导，为了显示自己比前任更有政绩，往往制定出和上届政府不同的政策，从而否定过去政府的承诺。如果前后两届政府的政策差距太大，前令后改，当地民众就会认为政府没有诚信。

　　报告公布之后的这段时间里，有很多地方邀请我们去谈谈当地的金融生态问题。在报告里，我们认为南京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南京市长就请我们去具体谈谈。我们说，南京的一边是富裕的苏南，另一边是贫穷的苏北，所以南京的发展就很难。江苏的外资不少，但是外资没有流入南京，大部分流向了苏州、常州、无锡等地。南京的经济是在整个江苏省的经济都发展起来之后才被带动得有所改善。我们认为南京应该更加改善经济结构，在产业的多元化方面做点努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再如，上海的金融生态总体是不错的，但是上海的目标是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就要求上海市政府在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上更上一层楼。上海市有关领导就曾找过我们，希望我们能用报告中提到的指标评价体系对上海市的各个区县都做一番评估，促使上海各区县也能加速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目前这个项目正在落实中。在我们看来，上海的不足之处是企业的竞争力很差。上海经济如此发达，却很少有知名的企业和企业家，以前全国都用上海的产品，但是现在那些品牌都到哪里去了？上海有一个高效的政府，但是如果政府的力量过于强势，就会影响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广东的排名比较靠后，这和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称，原因是广东的法治环境还待改善。关于法治环境，我们强调的是，不怕出事，怕的是出事之后得不到公正的处理。广东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现在广东有些地方居然要由黑社会来维持经济秩序。辽宁省和沈阳市的排名都比较靠后。他们请我去讲讲金融生态环境问题，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讲他们的好话。他们说，“没关系，你来讲吧，让我们长长见识，知道在哪些方面需要改善。”我就去给辽宁省的地市级以上干部讲金融生态。从得到的反应来看，那里的领导能够正视问题，并已经开始在完善金融生态环境方面采取了切实措施。

　　看来，我们取得了让人比较信服的成果，得到广泛的认同，这是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希望得到的结果。我们的资料来源是可靠的，处理方法是比较科学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将指标划分得很细，一共有九大类一百多个指标三个层次。依据这样一个评价体系，地方官员能够很容易看清楚本地问题的所在。在报告公布后的这些天来，各地方的反应均比较正面，没有人来置疑我们的研究结果。作为研究者，能得到这个反响是令人欣慰的。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周小川行长的大力支持，没有人民银行的大力支持，这个研究是难以完成的。为此，我们非常感谢人民银行。

　　《当代金融家》：您心目中理想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怎样的？

　　李扬：那就是我们划分的九类指标都达到较高水平。要举出最重要的因素来，那就是要建立起完善的法治环境。在什么地方都会出事，出事后如果能够依法办事，那就没有问题。浙江许多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都名列前茅，但事实上，浙江的案件发生率很高，与广东差不多。但浙江的案件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广东的则略有欠缺，到最后要通过中央银行再贷款来解决累积的问题。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同对金融生态的影响很大，好的法治环境能让债权人的利益得到保护。投资的金科玉律是，要保证有好的退出机制。我们注意到，有的地方，想方设法吸引投资者进去，可一旦人家进去了，就陷入泥潭出不来了。这种地方的金融生态环境就不好。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方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差别是在执行力度上。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当局往往非常深入地卷入了金融事件本身。

　　《当代金融家》：您认为怎样才能将各地方积极参与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这种良好势头和成果持久地继续下去呢？

　　李扬：我们会继续跟踪研究各地方的金融生态环境及其变化，及时评价各地方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改进。每一年我们都会推出新的中国城市生态环境评价报告，直到“金融生态”这个概念在中国被消灭掉。

　　我们所考察的九大类指标在未来不会发生很大调整，可能会在子指标和低一层指标上做一些调整，简化一些指标。

　　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需要通过改革。而且，十六届五中全会规划了政治改革、政府改革的目标，这就为优化金融生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和宏观环境。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在统一经济体系下，立足于个体差异、行业差异，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让区域之间的金融生态的优劣不再存在明显的差异。

　　《当代金融家》：您会如何评述全球的金融生态环境呢？研究全球金融生态环境对于我们的地方政府认识自己的金融生态环境有没有帮助？

　　李扬：这就是我们金融研究所下一步计划做的研究。我们会另外推出一份报告来评述全球的金融生态环境，以供我们的政府官员制定政策时参考。如果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那么中国的金融生态是否有待提高，就会更加清楚。

　　各国的主权评级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生态的评级。国别不同，文化、传统、政府组织形式和法律体系都会有不同，这些不同均会造成金融生态的国别差异。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研究中国的区域问题时，最适用的是国别之间的贸易投资理论，而不是国家内部的区域理论。中国各个区域之间的差别太大，而且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的开放程度不高，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例如，从技术上说，在国内汽车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条件下，在一个城市中再建立汽车生产基地肯定是不经济的，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工业基地，注定了产量也上不去。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地方照样能够建立汽车生产基地，而且也能够卖得出去。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可以强制性地要求本地的出租公司一律换成本地生产的车，这种市场就足以保证汽车厂的生存。这种状况，在别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而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再例如，全国啤酒生产早就过剩，但各地的啤酒企业仍能生存。推而广之，为什么中国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屡禁不止？问题在于地方利益的存在，在于地方壁垒，以邻为壑，每个地方都只着眼于自己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和就业，而并不注意着眼全国，发展地区特色经济。基于这种政府结构，中央统一的政策，例如货币政策，就很难适应中国复杂的区域差异，设定的目标也就很难实现。

　　总之，要让金融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就要求地方政府不要干涉金融活动，只有这样，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可能创造出来。有些地方的金融生态环境开始趋好，沿海城市在逐步放松对金融的控制。在这方面，有一个我本人经历过的事情很耐人寻味。几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还在广东当省委书记，那时正值西部大开发刚刚启动，许多西部省区的的省委书记向他讨教发展的经验，他说，经验没有，教训倒有一条，就是政府不要办金融。不要干涉金融。这就是他做地方官的体会：地方政府如果要在控制金融资源上用手段，很可能就给今后的发展带来障碍，并给自己套上枷锁。　　

　　《当代金融家》：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刊的专访，我们对您和您带领的金融研究所做出的贡献非常敬佩。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