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愿意倾听台湾人的委屈、抱怨和难过

　　——传记作者何亮亮眼里的汪道涵

　　■本刊记者 马金瑜

　　人物周刊：您和汪老生前只见过两次，而且两次都没有谈过一个字，书全部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和汪的亲戚朋友提供的情况写就，能保证客观吗？不担心有其他的压力吗？

　　何亮亮：汪在近些年是不接受任何采访的，而且也不主张别人给他写传记。

当时台湾的朋友托我写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手头的资料很少，我在上海的图书馆泡了很久，加上香港、台湾和上海有些朋友和汪打过交道，我就可以了解到比较翔实的材料，要不然，汪早年呆的苏皖革命根据地，我也说不清楚。

　　我和他惟一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上海图书馆，那是1999年7月6日的下午。当时汪老84岁，他显然很熟悉那里，在各书柜前停留寻找翻阅，大约半个小时，没有人打搅他，他也没有和人说话，只是静静地在书籍的世界中穿行。我很欣赏这一幕，也可以由此推想汪老在书房中读书的情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嗜书如命的人并不多，汪老独此一点就非常了不起。

　　当天我碰巧在查找关于汪道涵的资料，我没有冒昧打扰他，只是静静地观察他，觉得这也是写作汪老传记的一个“天意”。为了成书，除了查很多书面资料外，还对熟悉汪老情况的人士进行了大量的采访。

　　书出版之后，他指出两处错误，一、他是在18岁那年而不是23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书中根据海外报道称“某高官是汪道涵长子”，不确。除了书中的那两个小错误，汪本人还是比较认可那本书的。

　　这本书我写的时候没有任何压力，我不需要按什么人的意思写，我就是写我眼里的汪道涵。香港是有很多快餐书，我写的时候，也没有想着让这本书流芳百世，只想着至少可以作个资料。在出版之前，我和台湾那边的出版社是约法三章的，就是不许动我的文章，一个字也不要动，后来除了一些文法错误，他们的确是没有动。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汪道涵去世后台湾媒体的反应？

　　何亮亮：很崇敬。你知道台湾的媒体是比较娱乐化的，经常会公开地讽刺挖苦各界人物（笑），尤其是对政界人士，可是对于汪道涵，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出现，汪道涵在海外以儒雅、博学著称，台湾媒体对他评价很高。他的名字前面，总是和去世前一样，被加上“国师”的尊称。大陆这边有什么新的有关汪老的报道，比如安徽有一个文人写了一本汪老的父亲的传记，台湾的新闻媒体和网站马上就会转载，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他们的反应速度也是很快的。

　　不过我认为汪道涵本人对于“国师”这个称呼是不以为然的，他是饱读诗书之人，对这些看得似乎很淡。

　　如果要得什么地位，他早就得到了，可是你看他的职位轨迹，一直没有“飞黄腾达”过，他提拔别人，也不是因为要培养自己的关系网和势力，但是他提拔和推荐的人，有的人升迁的每一步都和他有关，而且官位都比他高得多，但他也没有因此就升迁，可以说官运一直比较“平”。他的海协会会长的职务，也是虚的，不是行政级别。从这些情况至少可以说，一是这个人会用人，二是这个人不功利。

　　人物周刊：你说过汪道涵在性格上不是一个激烈的人，可是你在传记里写他的眼神和嘴角的线条一样锐利，这个是矛盾的。

　　何亮亮：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很像周恩来，就是他对事情看得很清楚，可是又因为身在官场，或者迫于历史环境，很多话只能埋在心里，没有办法说出来，因为这个，他是很孤独的，也是很苦闷的。我听到他生前的好友提到，他私下里很喜欢写旧体诗，可是没有给旁人看过。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懦弱的人。他的个子不高，但他的阅历，他的气质，他内在的力量，就是那种锐利和通透。他当二三把手的时间很长，可是他在当时压力很大的时候提出“一国”，以及他的坚持，在台湾和大陆问题上的作用，足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花瓶。

　　人物周刊：为什么台湾媒体唯独不会挖苦讽刺他？

　　何亮亮：其实哪里有人没有毛病？要让别人都说你的好话，这怎么可能呢？可是见过汪老的人，还真没有几个讨厌他的，至少不管海内外的人，没有什么人说他的坏话，这个不仅仅是汪老的政治主张的原因，还和他本人的人格魅力有关。

　　我研究台湾问题十几年，台湾媒体朋友很多，也有专门跑大陆线的记者，这十几年里，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可是很多记者都喜欢汪道涵。他们普遍的反应是，大陆的一些官员语言乏味，问到实质性问题往往比较奸猾，打官腔。和汪交谈，虽然也不能见报，不能公开，可是汪道涵给人感觉比较真诚，对人随和，不讲官话，足够雅量，的确让这些记者眼前一亮。

　　人物周刊：为什么台湾各党派都会对他很崇敬呢？

　　何亮亮：这除了他本身的政治影响，还是和他的为人有关。台湾老一辈人对于祖国的感情和复杂的心理，他是非常了解的。因此，虽然他不能说解决什么实质性问题，可是他愿意听这些台湾人的委屈、抱怨和难过，他愿意倾听，这实在难能可贵。

　　我认为汪道涵是个智者，也是个圆通的人，他真诚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的雅量，都为他赢得了很多朋友。连战和宋楚瑜访问大陆之所以拜见汪道涵，除了汪道涵在历史上的功用，我认为拜见还是有真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的。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您在人物传记中非常注意用细节来解构人物，93年两个老人见面的菜单，9个菜名您一直都保留着，保留了那么多年。

　　何亮亮：其实细节的问题，香港的媒体和大陆的有些不一样。一般情况下领导人会谈的内容是不能报道的，可是他们吃了哪些菜，把菜单登出来，读者还是很喜欢看的——领导人都吃些什么呀？不同级别的领导和不同的人吃饭，菜都是不同的，点的菜也是很有讲究的，这里面藏的东西就很有意思。

　　1993年，我作为香港《文汇报》特派记者赶赴新加坡采访第一次汪辜会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汪、辜两人富于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举止和礼仪。两人虽代表两方的立场，见面谈话倒像两个情趣相投的普通老头，一起喝茶，纯中国式的茶道；一起看京剧，辜老是绝对“票友”，聊京剧时，汪老就静静地听辜老讲。

　　会谈过后，汪老宴请辜老。晚宴的9道菜，汪道涵巧用菜名嵌入对台湾同胞的骨肉情：乳猪与鳝片取名情同手足，乳酪龙虾取名龙族一脉，琵琶雪蛤膏取名琵琶琴瑟，董园鲍翅叫喜庆团圆，木瓜素菜叫万寿无疆，三种海鲜叫三元及第，官燕炖双皮奶叫燕语华堂，荷叶饭叫兄弟之谊，水果拼盘叫前程似锦，9道菜名连在一起就是 ：你我“情同手足”，同是“龙族一脉”，今夕“燕语华堂”、“琵琶琴瑟”合鸣，谱一曲“喜庆团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海峡两岸的“兄弟之谊”能“前程似锦”、“三元及第”。

　　汪老的智慧、功底与心意令全场叹服。

　　你可能注意到这两个人都喜欢看京剧，台湾叫“平剧”。辜也是儒学之人，在台湾也是有名的文化人。虽然汪道涵和辜在政治上有分歧，可是在文化上，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又有着共同的爱好。京剧里面的每一个角，每一出戏，都是很讲究的，汪老作为东道主，请辜看戏，尽在不言中。尤其京剧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这样的交流，是微妙的，也是巧妙的，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我当时想：这两位老人之后，两岸的交往恐怕要由完全不同的一代来继承了。因为汪、辜当时都是近80岁高龄，他们是接受中国传统教育长成的，他们之后，可能难有这样的传统中国式的交流了。而辜振甫去世，像他那样酷爱京剧的台籍“红顶商人”恐怕是后继乏人了。

　　第一次汪辜会谈，是1949年之后，大陆和台湾官方以民间机构的名义首次高层接触。当时大陆和台湾官方虽然还有严重分歧，但是希望通过海协会和海基会展开官方授权的交往，通过汪辜会谈实现沟通。

　　后来，实际状态虽然不能尽如人意，但是这种传统交流的象征意义也远远盖过了实际意义，被称为“戴着白手套的握手”，虽然戴着“白手套”，但也算是握手嘛。

　　人物周刊：汪道涵做市长的资料里，一定也有什么小事情打动你。

　　何亮亮：半夜鸡叫……哈哈！新年的时候，他去看同济大学的校长陈从周（现已病逝），当时已经接近半夜了，陈是个园艺专家，汪也是江南文人，两个人的古文修养都非常好，两个人相谈甚欢。突然，鸡叫了，天亮了。哪里来的鸡在叫呢？你绝对想不到，是汪带的活鸡在叫！这是他送给陈的礼物。当时汪已经是市长，在当时80年代初的环境里，他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是非常难得的。

　　还有就是他的嗜书如命，因此他思维活跃，高龄而不保守。他的祖父是清朝最后一批秀才，父亲是清朝留日学生，所以培养了他的读书人气质。他在经济方面很有专才，推动了上海经济开发区，因此被曾任职上海的江泽民尊称为“老师”。据说，当年的他身穿中山装，写得一笔好字，意气风发。

　　人物周刊：您在传记中提到汪道涵一生嗜书如命，有人说他的文化情怀是很重的。

　　何亮亮 ：我觉得吃惊的是——我了解到，他还学过功夫！你看不出来吧？！他在江西学过武术，还办过武术馆，他当的是馆长。他90岁了还学会了上网，每天看看新闻。周围的人和他说起当今的科技界、世界潮流，他也很清楚，思维很敏捷。

　　尽管他的确有很浓重的文化情怀，但我认为他是个政治家，他看书是比较偏重使用的一面的，属于经世致用派，他是带着问题看书的，他往往看到一本喜欢的书，会买好几本一样的，送给朋友看。对于趋势性的问题，他是非常敏锐的，普京还没有上任，他就对上海新闻界的朋友说起要注意普京。

　　人物周刊：我看到您在书中写到和他相遇是“天意”，您对他应该是很尊敬的。

　　何亮亮：是的，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智者，而且是境界很高的智者，他心里非常清楚台湾是什么，很有主见，同时他又是个圆通的人，他认为交流是很重要的方面；他很勇敢，他为台湾问题背负着“卖国”的名声很长时间，顶着很大的压力，但是还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意见。

　　人物周刊：这样一个文人在政界生存这么多年，保持了自己的性情和人格？

　　何亮亮：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奇迹，一个在官场呆了一辈子的人，能够保持自己的性情和兴趣，而且能让这么多人真的喜欢他，对他有感情，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这一点上，我是很尊敬他的，他是一个鲜活的有性情的人。

　　人物周刊：他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呢？

　　何亮亮：没有踏足台湾，他身边的人说，这个一直是他的遗憾。不过我感觉，汪老心里应该是感到安慰的，两岸的局势毕竟还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人物周刊：为什么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会是汪道涵？

　　何亮亮：其实我一直觉得，既是历史选择了汪道涵，也是汪道涵谱写了历史。1991年大陆成立海协会，是汪道涵而不是其他人出任会长，是因为此位置在当时非汪莫属。出任海协会会长，一需要了解内地当前形势；二需要对台湾形势非常了解，在台湾有一定感召力，汪道涵1980年起担任上海市长，参与了这一中国最大城市的对外开放进程，负责接待来大陆投资开发的台商，有这方面的优势；三需要德高望重，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

　　出任海协会会长后，汪道涵在两岸沟通中所起的作用，与官方的台办系统不同，又不是民间的，台湾各界人士能通过这个渠道与中国官方、民间沟通，反映自己的声音，因此许多台湾的名人都以到上海见汪道涵为荣。

　　目前两岸经济和文化的民间交流十分频繁，海协会在事务性层面仍然有很多工作可做。汪道涵独特的影响力，在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中，仍然可以在关键时刻发挥独特作用。

　　人物周刊：“汪道涵”这个名字含着什么意思呢？

　　何亮亮：他的名字是很有意思的，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汪道涵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叫“汪导淮”！汪的家乡在安徽淮河附近，淮河的水患当时让两岸百姓叫苦不迭，汪家是书香门第，汪的父亲也是读书人，当时取这个名字，就含着“治理淮河（水患）”的希望。

　　后来汪导淮干革命，加入共产党，大家都要改名字，取新名字，汪导淮就给自己取了现在的名字——“汪道涵”，那时候他还年轻，但我一直认为，看一个人要看他的过去，看他的青少年时代、他受的教育和他成长的环境，那时候，正是他的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是对他的整个人生影响最重要的时期。

　　据他自己后来给身边的朋友解释说，一是与以前的名字是谐音，念起来很顺口，二是“道”和“涵”的意义，“道可道，非常道”，汪是个智者，他的人生，几乎就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我一直觉得，他的“道”——这个“道”里面的意思是很深的。

　　何亮亮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言论部副总监，毕业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曾任职于香港《文汇报》和香港亚视。著有《俄国新总统普京传》、《汪道涵传》、《第三次海湾战争》等，他所著的《汪道涵传——波涛两岸第一人》是汪目前惟一的传记。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