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有责任在大政方针上为制度性公正鸣锣开道，保证公众的公正诉求。在医疗保障问题上，让每个社会成员包括农民工享有基本医疗保障，这是体现社会公正的应有之义

　　曾有人问：公平和公正的区别是什么？笔者心不在焉地举例说：假设，两个人在同样的条件下犯了同样的罪，甲判刑五年，乙判刑一个月叫做不公平，相反，甲判刑五年而乙无罪释放叫做不公正。显然，笔者主张的公正是一种对所有人一律适用不厚此薄彼的制度性公正。用这种理解阐述医疗保障制度、社会公正与政府能力间的关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打开网络，农民工、城市低保人员因无医疗保障致死致伤致残的消息频频出现。正因为在当代中国有高达６５％的人员享受不到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障，医疗保障制度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岁末年初，民工王建民无钱就医惨死北京同仁医院，杭州赵华琼开的农民工医院遭到处罚，这两条并无新意的新闻才会把医疗保障问题再次炒得火爆起来。

　　最终，１月７日卫生部宣布：要控制医院的特需服务，提高高新医疗技术的准入门槛；建立医疗救助基金，急重病人一律采取先治疗后结算的收费方式，不允许见死不救；各地区要建立平价医院与平价药房，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城市低保人员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付出了极大的社会代价，我们终于开始建立覆盖全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来得太晚了，虽然基本医保还不完善，但无数个王建民今后终于有了可能免于无钱惨死的希望。无数的赵华琼为农民工和低保人员服务就可以更理直气壮，就可以减少麻烦，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然而，好制度的建立需要国家修改大政方针，对于公正的诉求加以保证。制度性公正首先是一种国家责任。

　　在赵华琼开办的农民工医院门厅内写有一块标语牌，上书：“民工朋友：您们为我们这个城市付出太多了，让我们也为您们付出一点！您们的生活太艰苦了，一场疾病会使您立即进入贫困线，让我们也为您奉献一点！”

　　由于专业限制，赵华琼大概讲不清权利与义务对等，也讲不清没有不尽义务的权利，也没有不享有权利的义务这样复杂的大道理，她只觉得享受农民工贡献的城市理应对他们做出回报，她要为民工做点事。

　　但是，对于国家来说，社会公正的意义绝不局限于有良知人士的个体回报，个体也没有这种社会义务。在医疗保障问题上，国家的公正责任是建立一种对全社会成员一体适用的制度。让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基本医疗保障，这是体现社会公正的应有之义。对于进城务工从事低工资、高风险、高强度工作的农民工和生活困难的城市低保人员更是如此。

　　当这个道理由个人践行并成为新闻热点的时候，恰恰证明了对公民负有义务的国家对自身义务的忽视。赵华琼们分散的行动只是个体良知的表现，而不是一种制度性行为，当一个社会没有形成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制度保证公正时，赵华琼的“小补之哉”最终会“呜呼噫嘻”，而王建民们仍会不断送命，卫生部２００６年工作会议制定的政策就会在实践中走向反面，成为某些人发人命财的新途径。

　　因此，国家就必须在大政方针上将指针的重心向公正倾斜，为制度性公正鸣锣开道，击破那种以不具备发达国家物质条件为借口，拒绝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大道理”。

　　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国的印度，在宪法中把全民享受公费医疗作为一项宪法制度，并实现了全民公费医疗。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但全民公费医疗与免费教育制度却得以保留。以中国目前的财力状况，我们没有理由在实际工作中不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注意公正与公平的区别）加以大力调整。

　　若没有大政方针保证公正诉求，那么公正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就会在“效率优先”的借口下无法建立，勉强建立的个别制度就会因没有物质保障，在原有的利益结构中被抵消得干干净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