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评论员 孟雷

　　明天是晏阳初先生去世16年的日子。对这位老先生，一直以来的报纸上鲜有提及。但是，现在正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新农村建设”，大家都不会陌生。作为一种努力发动全社会来推行的、事关中国未来的大目标——如果不把“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算在内——这是一百年里中国第二次提出这个口号。第一次提出并努力实行的，就是晏阳初、梁漱溟等学者，大约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

　　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声势之大，甚至使“乡村建设派”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政坛上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是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的“三党三派”之一。其在世界上的影响之大，使晏阳初享有这样一些评价——1943年，晏阳初与爱因斯坦一起被美国一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 1988年晏阳初98岁寿辰之际，里根总统在致他的贺辞中说：“在我任职期间，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1989年布什总统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人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与现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大变革背景相同，晏阳初的时代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纷纷选择“入世”的壮丽年代。这并不是说那时的社会状况有多么好，恰恰相反，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已是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但正是这样的现实，才给了怀抱经世济民理想的知识分子以充分施展的舞台。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主体，开始了“博士下乡”，开始了执著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从教农民识字开始，希望逐步地通过开启民智、发展民生、巩固民权方式，以改变中国乡土社会“愚”、“穷”、“弱”、“私”的顽疾。通过艰苦努力，晏阳初的实验地河北定县、梁漱溟的实验地山东邹平，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模范县”，他们的经验被当时的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被更多的地方所接受。但是，随着“乡建运动”的发展，他们开始认识到，乡土社会痼疾难以解决，其由来更大程度上是专制体制所造成，在很多方面，“乡建运动”逐渐地走到了以乡村自治、地方自治、推动宪政落实为体现的社会重建道路上去。但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其后改天换地的历史大浪，几乎彻底击碎了乡建运动知识分子的甜梦和努力。

　　其后的中国，“合作化、公社化”的变革，使经过“土改”而获得短暂解放的乡村生产力，又遭受了一次打击，强制性的工农业“剪刀差”逐渐增大以至极限，农村经济重新“一穷二白”。改革开放后，实行“大包干”，废除人民公社，农村似乎开始“一包就灵”。其后，“乡镇企业”的出现以及城市经济的逐渐活跃，使工人、农民之外，产生了部分兼具两者特征的“民工”，这既是“专有名词”也是“身份属性”，他们迅速成为“打工仔”，形成“民工潮”。但是，正如农民工的“城市边缘人”身份一样，改革二十余年来，农民、农村在快速转轨的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中，也逐渐被“边缘化”。农民收入增幅下滑，农民利益屡遭侵占，农村公共品供给缺位，农村各种固有矛盾开始激化。虽然在村级自治、税费改革、延长承包、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税、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等等不断推行的“政策利好”下，但“三农”问题仍然日益严峻。

　　时光流转，“社会主义新乡村建设”的历史课题再次摆到了我们面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毋庸讳言，在乡建运动沉寂后的几十年的乡村变革中，传统的乡建派知识分子基本是缺位的，除了近几年我们才看到的以温铁军“翟城试验”为代表的“零星”实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与晏阳初时代在所多见的“洋博士下乡”不同，亲力躬行、以实践为本的参与式“治学”方法，似乎慢慢地不再是学者甚至农村问题学者的“主流”。 学术和实践中的不同之处，本身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更需我们留意的是从晏阳初、梁漱溟到温铁军等人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点，或曰薪火相传的那些东西——他们都认识到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他们都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平民立场，他们都主张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在行为上，他们希望改变比较传统的——从教科书式专家到奏折式“策士”——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进程的方式，他们更愿意通过亲力躬行而影响大众，从而最终也影响到决策，成为真正的“入世”的知识分子。这是弥足珍贵的精神传承。对这些传统的乡建派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实践，我们的新派学者提起来往往就只是斥之一句“乌托邦”。那么怎样的参与时代、参与变革的方式才不是“乌托邦”呢？我们关心农村的知识分子找到了另外的入世之途了吗？

　　在这个涛涌云飞的壮丽年代，面对新乡村建设这个久违了的宏阔课题，使我们不能不回想前贤。仁者多寿，晏阳初活了整100岁，但一百年来，“乡村建设”这个命题的来源在中国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使有志于入世的知识分子责无旁贷，也逃避不开，因为现实始终摆在那里，就是——农村不兴则中国无望。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