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带来的“人口红利”，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制造业扩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如今“人口红利”已近尾声，中国必须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型欧洲用了一百多年才实现了工业化，在中国则仅经过一代人便完成了。欧洲用了一百多年才步入老龄社会，在中国也仅需要一代人便会完成。

　　当中国媒体爆炒突然多出来的２.３万亿元GDP，当经济学家热衷于预报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排名第几的时候，广东、浙江的企业却在发愁春节过后找不到工人。东莞有工厂估计节后一半工人不会回厂报到。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的民工荒并不象上面所说的那么严重，只是打工机会变多，民工们开始跳槽了。对于每月工资六百元，还时常拖欠、克扣的血汗工厂，打工仔以脚投票是正常的、无可厚非的。伴随生产力的提高，中国制造业的低端工资出现调整也是自然的，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过连续三年出现的制造业劳工短缺确实在提醒我们，中国的人力资源未必永远取之不尽。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上每一百位新增劳工中便有三十位来自中国，为中国制造业的腾飞制造出一个极其有利的环境。在今天，每一百位新增劳工中只有十五位来自中国；十年之后仅有五位，三十年后更只有两位来自中国。

　　多数经济学家将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的确，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不过“人口红利”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制造业扩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为中国带来了大批富有纪律、廉价的劳动力。这批人在八十年代起进入工作期、生育期、储蓄期、消费期。他们一方面压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拉动内部需求，还制造出４０％的储蓄率。

　　高储蓄率刺激高投资，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迅速开花、结果，甚至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创造出一个经济奇迹。由于社会构成相对年轻，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住房需求比较旺盛、动态；同时老人比较少，社会负担轻，资金更多地投入生产性开发，“中国制造”由此崛起。

　　不过，好日子差不多过完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推出的计划生育以及随后更严苛的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带来滑坡式的断层，势必在未来对经济及社会造成极其深刻的影响。

　　根据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CSIS）测算，中国的劳动力供应高峰在２０１５年前后来临，紧接着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罕见的收缩。国内学者在预测高峰到来的时间以及之后的收缩力度上，与美国学者稍有不同，不过大方向一致——“人口红利”已近尾声。

　　中国的总人口高峰预计要到２０３０年前后才会出现，不过这是建立在惯性增长和寿命延长基础上的。由于营养、卫生以及医疗保健的改善，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预期稳步上扬，拖后了人口高峰的到来。这意味着老龄人口的大幅增加和劳动人口的相对不足。

　　三十年前每一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八个劳动力支持，今天只有六个，而三十年后仅有两个劳动人口支持。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以及很快会产生的经济、社会冲击，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纠正人口结构上的扭曲，却非短期内可以奏效。

　　拉动中国工业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充沛的资金和低廉的资本成本。中国的工业化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储蓄者的补贴。以不良资产的形成概率看，目前中国的贷款利率水平并未完全反映出信贷风险。但是中国的资本项目并不开放，其他投资渠道有限，加上对政府的信任，老百姓的储蓄基本都摆放在银行中。近年的重化工业化，就是在超低贷款利率下进行的。

　　随着婴儿潮人群中愈来愈多的人步入劳动年龄的后期，开支开始增大，储蓄率开始下降。退休之后，银行账户的开支更可能远大过入账。人口老化下储蓄率、投资率下降，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现，中国也难幸免。如果银行改革顺利，信贷纪律明显增强，投资率的下降可能来得更快。

　　总之，随着劳动人口增长的逆转，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于２０１５年前后告终。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可能将劳动人口在高位上多延续几年。内需急增，则可能加速人手短缺的来临。不过结论大致不会改变：中国的制造业以及现行的增长模式大约还有十年好景。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十年后便难以为继。

　　所以，提高生产力，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的转型，不仅是当今国家的政策，也是人口结构变迁下的必然要求。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型，关系到民族的长期繁荣。然而，今天中国的教育现状、企业结构离知识经济的要求有很大差距。今天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也难以催生英特尔、微软这样的高附加值企业。前面并非坦途。（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