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到现在最缺少的是人才，”丹增说，“我们不缺文化艺术造诣很高的人才，也不缺高级的管理人才，但是要想找到既懂文化又懂经营的人才太少了。”

    2003年那个燥热的夏天里，除了肆虐的SARS疫情外，那时的人们，还被一个干净的灵魂之舞感动着。

舞蹈家杨丽萍创作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在全国150场次的商业演出场场火爆。那一年，云南的文化产值达到了100多亿元，占当年云南省GDP的4.1%，而这一年，也是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丹增调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第二年。

    4.1%的数字让这位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弄潮儿，直到现在仍感慨良多。

    2003年开始，云南已不再是一个在《卧虎藏龙》等影片中闪现的田园般的景色符号。怎样用“文化产业”所打造出的国际化品牌拉动全省的经济发展，在丹增的心中已渐成章法。

    随之，在法国举办“云南文化经济周”，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等各种层面的文化活动相继在云南举行。2005年，云南省文化产业的产值达到人民币240亿元，占到云南省GDP的5.5%，按照这个势头，2006年云南文化产业产值有可能达到GDP的6%，从而成为继烟草、水电、矿产、旅游和生物制品之后的第六大支柱产业。同时，最近云南省委正式宣布，把文化产业作为云南新兴的支柱产业，确定“十一五”期间云南文化产业的产值要占到GDP的8%~10%的目标。

    “要像抓烟草产业一样抓文化产业，把云南省打造成为文化大省。”1月8日，依然有着文学情结的丹增，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中反复说着这句话。

    曾经的文学青年

    说到文人情结，50岁的丹增有了更多的交谈欲望。他停顿了一下，说：“我和很多老文学家都认识，故去的丁玲也是我的好朋友。”

    这位出生在藏北高原的汉子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和复旦大学的新闻系，他曾做过记者、副总编辑，也多在西藏自治区文联、文化局任职。2000年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写过报告文学《来自世界屋脊的报告》、小说《神的恩惠》、散文《可爱的家乡》等。

    “我的祖先们在藏北高原养成了一种极其坚忍不拔、奋斗不息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不论走到那里，我都热爱我的家乡。”丹增的文字间流露的自然是对西藏那片热土的眷念和热爱。

    但文学创作之梦在2002年暂时告别了丹增，因工作需要，那一年的4月丹增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虽然云南与西藏毗邻，此前丹增却从未到过云南。

    多年前，丹增就有到云南神秘的土地上走走看看的心愿，2002年这个心愿变得更加实在，“到这边来工作，甚至度过晚年，成为她的一员，而不是走走看看的旅行者、匆匆过客了。”

    作为云南省主抓文化产业的领导，为了解情况，丹增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走过了云南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每到一处，丹增都被秀美雄奇的景色折服，都被热情、真挚的各民族兄弟姐妹的盛情所感动。

    “他们贫穷，但能将最好的东西给远方的客人。云南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贫穷面之大，贫困程度之深，难以想象。”

    丹增告诉记者，每当想起他们热情好客而又一贫如洗的情景，他的心就隐隐作痛。想尽快改变这里的贫困面貌，“无论是从国家义务、还是个人情感，都没有理由不好好干。”

    试点丽江

    在丹增上任开始，云南省的战略政策之一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建设民族文化大省。这也是丹增的主要职责。

    2003年5月，丽江被列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地区，云南省必须抓好这个试点，用丽江的经验指导和推动全省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当年8月，丹增专程到丽江，为丽江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思想动员；2004年，他又深入丽江，调研、总结丽江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经过一年的改革，丽江试点冲击和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丹增将经验总结为：破除了就文化论文化、文化部门是非生产性单位的观念，确立起文化经济一体化的思想；破除了单纯依赖政府投入和政策保护的传统观念，确立起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多元化投入的思想；破除了就经济抓经济、就发展抓发展的观念，确立起“发展要吃文化饭，文化要吃市场饭”的思想，认识到文化也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地方的支柱产业。

    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异军突起，形成了“纳西古乐”、“丽水金沙”、“太阳·火”等民族文化产业品牌，成果引人注目。

    文化品牌的建立所带来的增长是源源不断的，尤其表现在旅游业。2004年，丽江旅游(行情,论坛)综合收入31.76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7.1%，拉动经济增长8.2个百分点，已全面超过传统的工业和农业，当之无愧地成为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成为解决城市及农村人口就业的主要渠道。

    渐成模式的“云南现象”

    在与成龙、张艺谋、陈凯歌、杨丽萍这些知名人物的合作中，丹增似乎找到了一种规律。

    文化产业可以说是纷繁复杂的，品种种类多，形式也繁杂，但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是由具体的项目累计而成。项目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基础的载体，也就是所谓的切入点。

    “云南省的文化产业品牌的树立最为关键的是项目制度。”2003年，云南省就建立了文化产业项目，《云南映象》就是其中之一，从2004年开始，云南大部分文艺创作都纳入到项目化运作的范围中，以项目管理的方式来培育其成长，通过项目运作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2005年建立的文化项目库已经确定了183项，总资金超过了170多亿元，我们是采取储备一批、发展一批的方法，以项目牵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而在投资方面，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引导市场，创造一个平等竞争、宽松的政策环境。

    2003 年，受SARS 的影响，《云南映象》在商业运作过程中遇到了经费困难，当时从政府层面觉得这个舞蹈能够打出品牌，当时就给剧组30万元来解决最基本的一些道具灯光问题，因为对《云南映象》的信任，云南也一直开绿灯，决定不按照常规来审，尊重艺术发展的规律，让《云南映象》直接上演，没想到，演出相当成功，社会反应相当强烈。

    “对于一个完全商业化的舞蹈，从政府层面，我们给了最大的支持。”丹增认为“文化大省”，对于云南来说才是刚刚开始。

    “从国家政策和政府的支持力度上，文化体制改革并不存在太多的问题。”

    丹增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发展文化产业。“从十六大提出文化体制改革到现在国家政策各方面的推动，现在的环境已经很不错了。”丹增认为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应该是并行的。“过去我们是先搞文化体制改革后发展文化产业，结果是体制改革改了，下岗的下岗了。但产业发展不起来，最终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彻底的。因而，我们现在先发展文化产业然后再搞体制改革。产业发展了，文化就有附加值。那时，体制改革也成为必然。”

    2003年，云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从丽江、大理、腾冲以及省图书馆、省杂技团、昆明市电影公司6个试点地区和单位开始起步；2005年试点范围扩大到8个州市和25个县。目前,云南文化产业已形成八大主导行业和滇中、滇西北、滇西南三大重点文化产业圈。

    “改革到现在最缺少的是人才，”丹增说，“我们不缺文化艺术造诣很高的人才，也不缺高级的管理人才，但是要想找到既懂文化又懂经营的人才太少了。”

    “在2006年我们要培养出一批人才来。”过完春节，丹增将作为中国文联的一员去韩国考察，而他重点是考察韩国在影视方面的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