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忠

　　在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海淀团团会上，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说，我们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渠道非常多，所以不一定非要花时间、花精力到国外去考察。他说：“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我也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批评，可能是我们去参观的人太多了吧。”(1月16日《京华时报》)

　　王岐山市长的幽默表达，引得满座哄笑。我不由也笑了，但在笑过之后，嘴边却又留下了深深的苦涩。

　　不管“南斯拉夫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是编出来的笑话，还是来源于新闻报道，国人对其影射的中国官员出国考察之多之滥，都是会产生极大共鸣的。对于出国考察，在国人看来，其实是有两种含义的：其一是字面原义，其二是出国旅游。只怕认同后者的可能更多些。

　　按照中国的国情，出国考察在许多时候是一种待遇，而且是一种“合法”的待遇。于是，某些领导每年都出国考察那么一两次甚至更多。于是，有的地方就将取消这一待遇作为“处罚”的手段，比如，出现拖欠教师工资及农民工工资，地方领导不准出国；出现欠缴社会养老保险金，国企领导不准出国。

　　福利是人人可享的，而待遇与福利的差别，就在于待遇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的，是有职务、级别等门槛的。出口考察“沦为”待遇，正是因为有特权存焉。王岐山市长论证了一番出国考察的非绝对必要性，如我们有互联网、有生动翔实的电视专题片，无疑是有理有据的，公众想必也很赞同。但问题是，在特权之下，是否有必要完全只是由领导说了算。

　　有统计说，我国如今公费出国考察的费用是每年2000亿元，数字实在是惊人的。这些钱完全来自于纳税人纳的税，可是其中的大多数却被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地花出去了，至于花了之后，怎样地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地开阔了党政领导们的视野、怎样地改变了党政领导们的观念，则一切尽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中，根本无从评价。

　　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看来，公款吃喝、豪华小汽车泛滥等都是没有创造财富的人瓜分财富的表现，那些毫无必要的出国考察显然也是如此，但其后果是什么呢？是“一个社会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存在巨大浪费，其中每个成员的劳动报酬都要受损”。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公费出国考察都是没有必要的。但这种必要性应该由相关把关程序来判断，而不能完全由领导自裁，想什么时候出国就什么时候出，想出几次就出几次。对官员出国考察的约束，应该做到这样：首先进行公示，并由监督的实施者，比如人大或纪委邀请公众代表进行听证，为其提出任务目标，并确定出国的人数、行程、支出等，考察归来后再提交翔实的考察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说，仅此显然并不够。公费出国考察，显然在职务消费的范畴之内。作为政府，需要建立职务消费公示制度，定期公布账目和职务消费信息，接受公众的监督。但仅靠政府自身无以约束其自利性。我们还应实行“职务消费听证”制度，全国人大应对此进行立法，考虑到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地方各级人大可据全国性法律制定地方性法规，确定具体实施标准。与此同时，各级人大还须加大对政府的预算监督，让政府花钱失去自由度。

　　美国艾文市市长与中国某市市长的对话曾广为流传：当双方互致邀请时，美国市长“吝啬”地表示她没有访华的费用，其办公费用来自于市民的纳税钱，每一笔开支必须要对她的市民负责，访华的费用将是一笔额外开支，不在她的办公费用之列。而中国市长则没有表示出任何对出国费用的顾虑，并“慷慨”地表示他将支付对方访华的一切费用。反差是极大的。

　　既然美国议会能通过对财政支出的约束让市长没有出国访问的自由，我们人大为什么就不能管住政府胡乱花钱、让官员随便出国“考察”的自由？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