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悲剧，就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惊心动魄之后，人人都是受害者。

　　金信信托的“猝死”把在游戏中扮演不同角色的金信高管、金信员工、借遍亲戚朋友的投资者、向职工集资的私营老板、动员全体教师买信托的校长以及地方政府等等，拖进了重重压力之下，悲剧笼罩在当年辉煌照耀之处

　　□记者 商思林

　　猝死

　　1月3日，浙江金华市阴雨连绵。在“江南第一猛庄”金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猝死”的第四天，《商务周刊》眼前的金华市西市街111号金信信托总部周边熙攘依旧，只有金信大门紧闭，浙江银监局的停业整顿告示刺眼地贴在玻璃门上。数名武警和保安把守着前门、后门，挡在门外的《商务周刊》记者被告知，“请到公布的权益登记点咨询相关事宜。”

　　2005年12月30日，浙江省银监局和浙江省金华市政府在这一天的《金华日报》第二版发布公告，宣布在金华当地注册的金信信托自即日起“停业整顿”。公告指出，金信信托“违规经营和经营不善，造成较大损失”，中国银监会委托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停业整顿工作组，进驻金信信托，具体负责停业整顿工作。

　　金信信托的“猝死”在整个浙江省引起轩然大波。“金信信托一直是金华乃至浙江的龙头金融企业之一，毫无征兆地突然停业整顿让人感到震惊。”央行杭州中心一位曾与金信信托打过交道的职员在电话中颇多惊诧地告诉《商务周刊》。

　　最令业界震惊的还是这家德隆倒下后的最后一个“猛庄”所挖下的惊天窟窿。据公告透露出的信息，截至2005年9月30日，金信信托固有资产26.38亿元，其管理的信托财产82.50亿元，其中集合类资金信托23亿元，单一类资金信托58.23亿。

　　“58.23亿单一类资金信托存在严重的被挪用情况，并存在诸多非法集资的嫌疑。”据金华市政府一位知情人给《商务周刊》透露，被挪用的资金额在60亿元以上，亏损额更是高达近50亿，其中单一类资金信托是“重灾区”。

　　金信信托“猝死”,远不是一个企业停业整顿那么简单。

　　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公告发出的当天上午，浙江全省各市县的一、二把手赶往杭州开会，浙江省主要领导在会上要求各地迅速成立专门的金信信托整顿领导小组，组长由当地市长或县长担任，全力以赴稳定大局，防止金信突然事发可能引起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出现。

　　次日，金华市政府迅速公布了27个信托权益登记点，除金华市外，杭州、温州、台州、义乌、永康等地也设立了登记点。金华市工作组一位官员告诉《商务周刊》，“90天登记期结束后，在对信托权益真实性进行甄别的基础上，对符合收购条件的个人合法信托权益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支付。”据其介绍，目前，金华市政府组成了以市长葛慧君、副市长王挺革、王建平等组成的领导小组，并分派副秘书长以上官员分赴金华市区以外的各县督导工作。

　　1月3日，《商务周刊》在涉案突出的金华辖下义乌市调查发现，由于金信信托的投资者过多，义乌市权益登记点除了公告中的国防教育训练中心外，又在义乌梅湖体育场和国际展览中心增设两个登记点。即使这样，在登记的头两天，原本卖浙江万马篮球票的梅湖体育场5个窗口依然排起了长队。据金信内部统计，义乌共有2000多份、约4亿多元的信托权益，最高的一份信托来自一位民营老板，2000万元。

　　“金信信托已经成为整个浙江省近段时间的头等大事。”一位参加浙江省政府会议的官员告诉《商务周刊》，“由于存在大量违规吸纳资金导致巨额信托财产权属不清，浙江省部分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拿出财政款给金信留下的窟窿补洞。”

　　救命

　　“我至今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以为是一个事业，不料自己的努力得到的却是这个结局。”1月4日，《商务周刊》以投资者身份幸运“闯入”金信信托总部，金信信托营销总部副总经理蔡文英满腹委屈地告诉记者。

　　在这座被严密封锁的大楼内，到处都贴着“白哗哗”的银监会封条。坐在用大块玻璃隔开的办公室里，周围只有零星的几名沉默严肃的工作人员，这位神情黯然的高管告诉记者，作为金信核心部门的一位负责人，之前她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她说：“我们自己看到的报表也一直是盈利的。工资奖金也一直按时发放。”

　　她回忆到，2005年12月29日晚上11点她接到公司开会的通知，到公司后她发现几个月来一直忙于重组的公司高层都不在，会议由金华市常务副市长王挺革主持。银监局和金华市政府宣布了金信信托停业整顿的决定，并要求所有金信员工6个月内不得从金信离职，原地待命配合随后进入的建银工作组的工作。

　　据金华当地金融界一位人士透露，包括原金信信托董事长葛政、总经理朱江平、副总经理黄昕、资金部负责人方征、董事会秘书金乐清等5人，在12月29日被浙江省纪委通知到金华兰溪市开会后，再也没有回来。

　　“一切来的都太突然。”蔡文英说，在真相逐渐浮出后，她现在最担心的已经不是金信信托的未来，而是金信挖下的这个“窟窿”会折损掉金华市多少普通投资者手中的“保命钱”。

　　“大部分人都是借遍了亲戚朋友的钱来买信托，有些老板集资来买，有些人甚至贷款买，都是救命钱啊。”蔡透露，包括金信内部员工在内，很多人不惜举债大量购买金信信托。

　　金华是浙江的地级市，虽然下辖义乌、永康这样的经济发达县级市，但本身经济实力在浙江处于末尾水平，普通工薪阶层的月收入不超过2000元。动辄6位数的信托投资可能无法保全，让很多人感到窒息的压力。

　　“很多业务员都收到了客户的死亡威胁。我们都不敢面对亲人朋友的追问，我们也是受害者。”蔡称自己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会议室里另一位业务员为了证明自己的确不知道金信信托会出问题，告诉《商务周刊》自己的亲舅舅也刚刚投进了上百万元。

　　惶恐

　　1月4日，《商务周刊》采访了一位这样的普通投资者——陈振东。他是浙江金华某事业单位一名普通职工，与妻子的月收入合计不超过3500元，在2004年10月购买了他的第一份信托产品——金土地资金信托计划。

　　“我是从‘金土地’开始明白金信信托到底是什么的。”陈振东回忆。2004年10月20日，金信信托发行金土地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募集3亿资金，专项贷款给金华市政府下属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旧城改造资金周转。金土地信托以城投的“二百地块”土地做抵押，以土地增值收益作为信托持有人的回报。记者在他提供的文件上看到，合同第7页写有“金华市政府承诺‘二百地块’的转让收益优先保证信托权益偿付。”

　　据其介绍，金土地信托计划一出，立刻引爆了整个金华市的抢购热潮，“我当时就以为是政府的企业，业务员也一直如此强调，而且承诺高达7.5%的收益率，自己就毫不犹豫回来家借了20万元钱买了‘金土地’。”

　　“几乎所有的企事业单位都鼓励职工购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者也向《商务周刊》证实，他所在的金华职业技术专修学院甚至提出了奖励措施，每买1万元，学校返还现金100元，每人最低要买5万元整，最终学校统一把每个老师的投资汇以学校的名义购买金土地信托计划。

　　《商务周刊》进一步了解到，类似金华专修技术学院的事情在金华市各系统内比比皆是。当地的公安、财税、企事业单位，甚至包括金华市政府的公务员在内，都卷入了这场大潮中。

　　当陈振东感觉到金信信托有政府“保驾护航”后，尽管2005年年初就有“金信信托投资二级市场失败导致20多亿元窟窿”的消息在金华市流传，他和许多普通投资者一样，对金信信托依然信心十足。据其介绍，截至2005年12月2日，通过他手投入的资金高达86万，除了自己准备买房的12多万元外，都是从亲戚朋友处筹集。

　　甚至在金信信托猝死的消息得到了印证，采访中他仍然不愿意相信，“不是一直非常好吗？原来一直是副市长（原金华市主管财政的副市长卢福禄）担任法人代表，后来又有财政局长(徐德良)主持工作，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与陈自认倒霉的情绪不同，事发后，金华职业技术专修学院的部分老师找到学校，要求保全自己的利益，不然就集体罢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该院老师告诉《商务周刊》，学院领导随后向金华市人大反映问题，最后金华市政府向他们保证这部分信托肯定能得到全额支付。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色彩的插曲。2005年12月31日，为稳定局面，《金华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金信公司停业整顿领导小组负责人答记者问》，称从2004年7月份起，金华市政府就发现金信信托出现问题，随后派驻包括银监、审计、人行组成的指导小组进入金信信托，停止了金信的自营业务和集合信托发行，限制其与关联公司的资金往来，督促其关联公司归还贷款。并在2005年10月份试图“实施政府主导的增资扩股和资产重组方案”，与多家公司就入股金信进行了接触和沟通。但鉴于“金信信托亏损较大，当前尚不具备重组条件”，最终“银监会决定对其进行停业整顿”。这份《答记者问》随后被当地的新金华论坛转载。

　　但旨在稳定局面的《答记者问》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既然7月份就发现了问题，还声明果断采取措施，停止了集合类信托。为什么风险更大的单一信托没有禁止？监管部门干吗去了？”陈振东攥着从《金华日报》剪下的《答记者问》告诉记者，他买了4只信托，有3只是2005年7月份后买的，而且都是有违规嫌疑的单一类资金信托。

　　“全金华市的老百姓都在问这个问题。”金信信托营销总部蔡副总经理也认为此事“太不可思议”。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联系金华市国资委主任、金信的代理董事长徐德良接受你的采访。”金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丁路说。但截至记者发稿为止，记者没有等到这个采访。

　　“……”1月6日，在金华银监局局长周若谷的办公室，《商务周刊》转述陈振东的疑问，周保持沉默。

　　当这份《答记者问》在金华引起强烈关注后，第二天此文就被从当地网站上删除。随后《商务周刊》得知，所有金华市报亭出售的登有《答记者问》的《金华日报》全被收回。

　　那么究竟是何缘故？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商务周刊》：“金华市政府指导小组进驻金信信托的2005年下半年，金信开展的单一信托业务存在严重的非法集资嫌疑。”

　　骗局

　　1月1日，在金华婺城区一个权益登记点登记完所有信托后，陈振东在整理手里持有的信托合同时发现了令他惊出一身冷汗的问题：他手里的四个合同中，有两个合同既没有详细合同条款，也没有信托必备的信托受益证明书——仅仅是一张纸上的转让协议。

　　陈回忆，当时金信信托业务员告诉他，有些大户的信托权益要转让，他只要用普通的投资额就可以得到大客户享有的高利息。以其中一张“转让协议”为例，陈于2005年8月17日以12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对方编号为D1-2-xxx的11.723万信托权益,转让方是鲍丽君。合同上的写着1年到期后，他预计将获得12.72万元，折合利息为6%。

　　现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信托产品不得承诺最低受益，不得以受益权证的名义融资，否则被视为非法集资，其信托权益不受保护。业内专家指出，陈振东买来的协议转让主体合同无法确认，而且明确写上到期受益，与银行存款并没有差别，是典型的非法集资。

　　“合同上写着经过双方友好协商，但我不知道对方是谁，也没见过所谓的‘D1-2-xxx’到底是什么合同，甚至复印件也没看到。当时太相信金信了。”陈后悔不已。

　　陈振东还发现，他在2005年9月29日购买的40多万单一资金信托也有问题。业务员向其推介时说资金投向山西柳林郭家沟煤矿，但实际签署的合同却表明由信托公司代定用途。这意味着这40多万资金用于何处将完全由金信信托来决定。

　　“这笔钱确实没有投向郭家沟煤矿，是由我们公司集合运用，至于是否被挪用不好说。”金信信托营销总部蔡文英副总经理向《商务周刊》证实。

　　据记者了解，“投资郭家沟煤矿”是金信信托在2005年9月份前后的重点项目，与陈振东一样陷入这场骗局的投资者众多。

　　采访中，陈振东旁边的一位投资者告诉《商务周刊》，“转让协议”非常普遍，“在去年下半年，每天去金信信托都可以买到类似的转让协议，曾经一度还因为买的人多需要排队的地步”。

　　果然，陈振东的遭遇同样发生在更大的投资者身上。

　　《商务周刊》辗转获得的一份金信内部材料表明，浙江衢州之江化工厂曾先后两次共集资1000多万购买金信信托。随后，《商务周刊》采访到这家企业的总经理刘建国。据其介绍，2005年6月份，金信信托驻衢州的负责人郑轶君先后几次来厂里游说工人“存款”。

　　“她说金信是国家正规的金融企业，管理200多亿资产，保证专款专用。”刘回忆说，郑轶君直接找到他，让他出面把工人的钱集中起来，“并承诺如果资金在500万以上，可以拿到8.5%的收益率”。

　　最终，这家大多由下岗再就业工人组成的工厂共计有100人集资517万元，于2005年9月购买了金信的单一信托。由于普通工人没有任何自己权益的证明，郭轶君让刘建国打印了一份“刘建国名下存款清单”，注明每个工人的集资额，并盖上了“金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

　　2005年12月，郑轶君再次找到刘建国，称他们手头刚好有一个大户有500万信托权益要原价转让。这名大户的名字正是前面提到的“鲍丽君”。

　　当时郑轶君给刘建国提供的转让信托是2005年8月7日生效的。到刘建国签署转让协议的2005年12月21日，已经有4个半月的利息收入。这部分利息全部无偿划给了刘建国。刘告诉记者：“按他们说的9.5%的收益率算也有17万多，他们说对方急用钱，想快点脱手，所以利息算赠送了。”

　　让刘建国没想到的是，那位神秘的鲍丽君脱手了，自己却在9天后听到了让其崩溃的金信信托停业整顿的消息。他后来问郑那个鲍丽君是否早已经知道金信出事的消息？郑坚持鲍绝对不会知道这个消息。

　　蔡文英向《商务周刊》解释，协议转让是金信针对500万元以上大客户提供的“增值服务”，这种业务就是把大客户的信托权益拆成若干份转让，每完成整体转让一次，大客户就多1个百分点的收益，而个人投资者也可以享受大客户的部分优厚利息，“是一个双赢的模式”。

　　“实际上不是大客户找我们转，是我们让他们转的，转完后他们的资金还在金信继续投资。”蔡解释说，“他们转一次，累计到一年里收益可以达到8.5%，转两次就可以达到9.5%。”

　　《商务周刊》转述的蔡的理由，并不能让刘建国弄清“转让协议”的原委。但接下来的另一个受害者却是神秘的转让方，她最终为我们揭开了“转让协议”这个“双赢模式”的面纱。

　　“双簧”

　　1月5日，《商务周刊》找到了当事人衢州煤矿机械总厂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科科长方爱华。

　　2005年9月29日，金信信托业务人员找到方爱华，向她推荐大客户协议转让业务。在这种看似完美的操作模式诱惑下，机械总厂集资1106万，以方爱华个人名义购买单一资金信托。

　　一个月后，金信信托找到方爱华，告诉1106万已经转让出去了，本金变成了1150万。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多了44万，月利息接近4%，换算成年利息高达48%，让方爱华非常惊喜。

　　金信信托的业务员趁热打铁，在2005年10月23日与方改签了合同，多出的44万作为追加投资，以1150万签订了新的一年期合同。

　　“他们说再给我们转一次，但时间可能要长一点，这样一年的收益平均下来可以达到9.5%。”方回忆，她还在工厂里贴了告示，对“存款”的情况向职工做了说明。

　　然而2个月后，她听到的是金信信托停业整顿的消息。

　　“多出的44万也只是账上有，没有兑现。他们是先利用我们的集资做平台，然后以转让的方式分拆卖给其他人，但转让资金却不打入我们的账户，并且要求和我们再签一个合同，然后再接着转。这样一就变成二，二变三……通过这种转让，一份信托可以得到双份的资金。”财务出身的方爱华在金信出事后终于明白了其操作方法的“奥妙”所在。

　　按照这个“完美”的游戏规则，尽管转让协议上注明转让款的支收由转让双方自己解决，但实际上转让双方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双方付出的资金都是根据金信信托业务人员的指示，汇到金信信托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市分行的账户上。

　　如此，陈振东代表的小额受让方，刘建国代表的大额受让方，方爱华为代表的转让方，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转让链条。因为他们三方互不沟通，谁也无法得知和监察资金的流向，完全听任金信信托从中腾挪。

　　而金信信托先将相对松散的企事业单位职工集中到企事业一个自然人或者法人机构名下，形成大额投资，然后利用大额信托分拆转让给更加松散的社会自然人或企业，通过自己的“双簧”表演，进行不断复制，获取双份非法集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方爱华与金信信托所签的我国规范信托合同上，其第十五条规定：信托存续期间，受益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信托受益权；受益人转让信托受益权时，不得分割转让。金信一手导演的“分割转让”无异扇了自己一记耳光。

　　在这种分割转让模式下，毫无疑问，原本属于机构客户投资为主体的单一信托资金计划可以被迅速有效地扩散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看似一个个抗风险能力很强的大客户的背后，实际上是众多经不起太多风雨摧折的普通投资者。

　　据方爱华透露，衢州煤矿机械工程总厂股份有限公司共投入2150万元购买金信信托的产品，全厂600名职工大约有一半参与其中，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因为在2003年刚完成企业股份改制，该公司职工已经掏出了很多钱购买股份，这次的“存款”都是从亲戚朋友处借钱，甚至有人贷款来买信托。

　　“昨天还有100多人要集体到金华去，被劝下来了，但他们说如果钱要不回来就集体跳楼。”方说，“都是保命的钱啊。”她本人投入了几十万，其中大部分都是自己的父母和亲戚的钱，以至于至今不敢告诉自己的父母金信出事了。

　　“工作组的一个副秘书长要我注意工人的情绪，不要造成不稳定因素。但工人的日子确实过不下去了，如果问题解决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刘建国也坦言，面对政府与工人的双重压力，自己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果说，以法人投资为形式的集资还有“人多势众”可以保护权益，按照《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陈振东等手中的“转让协议”一旦被认定为非法集资，所有损失只能自己承担。

　　蔡文英进而指出，像刘建国和陈振东这样的受让方，金信信托不允许其再次转让，“就怕转来转去转丢了”。但根据前文提到的相关法律规定，只要是合法信托权益就有权转让，金信信托的做法等于否定了刘建国和陈振东所受让信托的合法性。

　　祸起

　　据有关资料，2004年度金信信托净资产11.14亿元，实现利润总额5643万元。根据2005年12月30日银监会公布的其资产情况与第一批公布2004年年报的30家信托公司对比，金信信托在信托资产规模、净利润两方面都处于全国前4名的位置。近年来，金信信托更是通过错综复杂的股权关系，构建了一个覆盖上市公司、证券(相关:理财 财经)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的巨大网络。金信多年来在二级市场坐庄热炒，号称“江南第一猛庄”，浙江广厦（600052）、浙大网新（600797）等都是金信系下的著名庄股。

　　一位接近金信信托高层的人士指出，2004年后，整个金信系在二级市场上的资金就处于套牢状态。尤其是在2004年年底，金信涉嫌曲线MBO伊利股份暴露后，给整个金信的二级市场操作带来更大阻力。其在星美联合、金地集团等上市公司的投资也遭受打击。

　　“在2005年年初的时候，金信亏损的窟窿越来越大，而其挪用信托资金炒股的行为也开始变得犹如饮鸩止渴。”除了在大陆股市频频失手外，据接近金信的金华证券界人士透露，金信在香港股市损失也非常惨重，他透露：“金信重点炒作的港股就是2006年1月5日停牌的科维控股。”科维控股2005年9月左右放量上涨，但到10月份后就一路走低，直至1月5日因其控股84%的内地企业现金流严重不足而停牌。

　　为炒作股票(相关:理财 财经)，金信信托忙于以高息大量发行信托产品，所融资金旋即用来“救市”，如此进一步使金信系陷入恶性循环。

　　“对于我们来说，最迫切需要的是现金流，但省里和中央不会给金信拨钱，金华市财政又没有这个实力。资金只能依赖于我们自己的业务。”金信信托一位中层告诉《商务周刊》，“我们在2005年4月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下半年的股市会重新拉起，这是我们的机会，整个集团的战略就是追加投资二级市场。但事实证明我们对这两年的宏观调控估计有误。”

　　在金华市政府艰难重组和金信信托一意孤行追加股市投入的同时，如火如荼进行的正是疯狂扩张的单一信托业务。在金华市，金信信托就不但把风险传导到了普通投资者，而且一些重磅的金融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卷了进去。

　　知情人士透露，建设银行金华分行给金信信托大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的贷款余额有4.7亿元，另外还有1亿元左右的信用证承兑汇票。金信关联公司在建设银行丽水分行也有3亿元贷款余额。而且，金信在当地的工商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都有大量拆借资金和贷款。

　　《商务周刊》在调查中发现，受牵连的还包括中国保险业的老大——中国人寿。中国人寿金华分公司1993年根据当时的《信托投资人寿保险试行办法》与金信信托联合推出20年期人寿保单2000万份,保单每份发行价1元，保单承诺到期将支付投资者每份5.13元。

　　据记者了解，中国人寿金华分公司与金信信托签有《保险储金委托投资经营协议》，将这笔资金直接投入信托委托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并规定如果连续3年收益率低于15%，协议将自动终止。据中国人寿保单给投资者的年报，目前这部分资金已经积累到5488多万元。

　　 中国人寿金华分公司有关工作人员告诉《商务周刊》，这是中国人寿和金信信托之间的事情，与投资者无关，他们会保证投资者的权益。据记者了解，中国人寿总部已经派人到金华协调此事。

　　而且，金信信托在2005年3月曾帮助浙江步阳集团募集流动资金3000万元。《商务周刊》从金信内部文件中获知，步阳集团在金信有6000多万元的委托理财资金，另外步阳集团董事长夫人个人也有1000多万委托理财资金。类似的，金信控股的关联上市公司朝华科技(000688)、东风科技（600081）、金地集团（600383）、星美联合(000892)和浙江广厦等上市公司同样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和牵累。

　　“金信玩到现在没有一个赢家。包括葛政在内的几个高层也没有得到多少财产。”那位金信信托的中层至今不认为是葛政个人原因导致金信的今天。这位中层评价葛政为人低调，“肯为下属担当，虽然常年有肾病在身，但精力旺盛，是典型的工作狂。”

　　在他看来，“葛政胆大，有魄力”。他回忆，在1990年中期成为金信信托公司总经理后，葛政经常向下属灌输要善打“擦边球”的概念，“按照他的理解，法律规定的常规业务利润肯定低，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业务才应该是金信信托努力的方向”。

　　幕后

　　方爱华告诉《商务周刊》，早在2003和2004年，他们就曾向金信两次“存入500万”——方一直称呼这种信托为“存款”。她介绍说，当时金信信托业务员承诺收益为8%左右，而且每年到期都如数返还本金和利息。尝到甜头的机械厂工人们绝大多数把本息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入”，甚至借钱追加投入。所以虽然账面上信托受益颇丰，而且支付及时，但金信信托真正需要支付的比例很少。

　　“金信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实力特别雄厚的大公司，更主要的是政府也非常支持。”方爱华回忆，自己曾拒绝了所有来她这里进行同业拆借的集资，但对金信从未怀疑。

　　10月23日金信信托帮方爱华完成第一次“转让”后，方也曾听到金信亏损的传闻而犹豫是否再次投入。“但金信的业务人员告诉我，金华政府已经决定重组金信信托，金信信托今后就是政府的企业了。业务员说，等到那时候，他们操作业务的方式更规范，反而可能会受到限制。”方相信了这个说法。

　　也因此，在这个说法鼓动下，更多的投资者不但没有支取到期的投资，而是重新在业务员的劝说下抓紧最后的时间续约。

　　《商务周刊》在义乌碰到一位姓吴的老先生，2005年11月，他有20万稳健型证券投资信托计划到期，金信业务人员在支付了5.5%的利息后，建议他再续存一年。吴说：“他们许诺利息最低为6.5%。我和邻居们商量后就同意了”。

　　于是，在2005年7月份“金华市政府派驻包括银监、审计、人行组成的指导小组进入金信信托”，“停止金信的自营业务和集合信托，限制其与关联公司的资金往来，督促其关联公司归还贷款”，“并在10月份试图实施政府主导的增资扩股和资产重组方案”的情况下，金信信托不但支出没有集中爆发，反而单一信托的业务更加火暴。甚至在金信信托停业公告发出的当天，蔡文英说自己所管理的营销部门还有两笔信托要进来。

　　如此看来，无论是否参与和主导金信信托最后的疯狂，金信信托都在利用政府信用，把政府绑在了自己的战车，花样百出地拼命吸收民间资金用于股票炒作，却把最后的风险兜底给了政府。

　　事实上，作为浙江省和金华市龙头金融企业的金信信托，原本在根上就与金华市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说不清”关系。金信信托前身为金华市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由金华市财政局1991年2月组建。1995－2002年，金信信托一度成为金华最好的企业，这不仅体现在利税上，很多市政项目的融资都是通过金信系来完成的。特别是利用当时股市的“庄家”智慧，金信在当地整个金融生态系统内扮演了一个“造血机”的角色：通过同业拆借，吸收企业委托理财和个人资金投入股市，然后获得丰厚的回报。金华当地企业发展水平较低，投资渠道少，也多少给这种模式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空间。

　　2001年后，金华市信托公司增资到10.18亿人民币，金华市财政局退出大股东行列，转由葛政控制的通和投资及其关联企业控股。但金华市财政局依然保持了金信信托大约10%左右的股权，并一度由金华市政府主管财政的原副市长卢福禄担任金信信托的法人代表。政府与企业纠缠不清的时候，就给了葛政这样的资本枭雄“渔利”其中的空间和机会。

　　在离开金华市的最后一天，《商务周刊》获得的一份金信内部报纸《金信报》显示，为解困金信信托，2005年10月15日金信信托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金华市主管财政的副市长王建平主持审议通过了《关于金信增资扩股的议案》，计划由金华市财政为主导，吸引其他战略投资者对公司实施战略重组。会议选举金华市财政局副局长、国资委主任徐德良为副董事长并代理法人。并设立董事会执行小组，选举徐德良、任晓莉、葛政、朱江平、许洪涛、祝俊明为小组成员，负责重组具体事宜。

　　随后做出的决策是，在徐德良的主持下，金华市政府将1500亩和2800亩两块土地划拨到金信信托账下。虽然土地具有很强的保值增值功能，但金信信托最急需的却是源源不断的大量现金。或许就是这个时候，变本加厉从老百姓的养命钱中抽血的金信依然没有筹够到足够的现金，从而失去了救赎的最后一个机会，彻底滑入堕落的深渊。

(责任编辑：李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