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岁末，中国总有不少经济学家要就下一年的经济增长做一番预测。同样，每当政府出台大政方针的前后，在中国也总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们积极地宣扬各种对策建议，比如“我以为应从三方面入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类。

　　在中国，经济家们喜欢做预测，喜欢提建议，很热闹，也很受关注。但是，近年来也常受批评。今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接受《中华工商时报》专访时，就直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

　　对经济学家而言，做预测、提建议都是极具职业风险的事。预测出错，对策误导，都会损害自己的信誉，降低自己职业的可信赖程度。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仍然乐此不彼？以研究理性人为职业的经济学家，其自身作为一个理性的主体，并非认识不到这种职业风险，问题的答案在于中国存在着扭曲的对经济学家的市场需求。

　　大体上，对经济学家的需求，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市场：一是学术需求市场，这一市场需要经济学家来探寻知识，启迪心智；二是政治需求市场，这一市场需要经济家提出政治忠告，并为政府政策提供咨询和辩护；三是公司需求市场，这一市场需要经济学家来为公司的运营模式和市场趋势提供咨询，并游说政府使之出台对公司有利的政策。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这三种类型的市场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扭曲。

　　依附性的学术需求市场

　　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学术市场，虽然倡导同国际学术规范接轨已多年，但还远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学术秩序。绝大部分学术刊物都没有匿名审稿制度，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各搞一套，引用别人的成果也很少注明出处，似乎全是自己的原创，同行之间没有交锋的平台。其结果是，经济学家们互不买账，也没有令人信服的学术权威，所谓的经济学家，大多数研究成果过不了几年就被遗忘，知识不能积累，始终停留在学习引进国外经济学知识的阶段，也不能建立起有效的学术传统。由于经济学学术界自身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形成自己的权威，不能提供学术研究的最主要回报——在同行中的声望，强势的政治需求市场便有了巨大的空间来塑造适合其需要的所谓学术权威了。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典型的中国现象，“学而优则仕”，要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先要成为各级政府的座上宾，否则就很难著名了，同行也不买账。学术市场依附于政治需求市场，政治需求市场成为主导。

　　在中国，经济学学术市场缺乏独立性还表现为缺乏自由和批判性思考的氛围。众所周知，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基本使命在于探寻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心灵，并通过知识使社会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这一使命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家们能够自由思考，能够在关于社会运行的纯粹好奇心的驱使下进行严密的思索。然而，在中国，由于经济学大部分情况下仍然被看成是一门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学科，再加上缺乏强有力的学术制度和足够的资源来为经济学的自由探寻提供支撑，中国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来鼓励纯粹以学术为目的的经济学研究，让经济学家去自由探寻。在中国几乎不存在纯粹以学术性研究为目的的经济学研究资助基金，有些科研基金对课题成果的评价也往往是非学术导向的。

　　不能提供学术方面最有价值的回报，即同行的认同、尊敬和影响，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和制度支撑让经济学家们去自由探寻，中国经济学学术市场失去独立性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主导性的政治需求市场

　　众所周知，无论国内国外，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通行的学术惯例是，学术研究报告首先寻求的是学术同行的认同和评价。然而，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这一惯例却被改变了，变成了研究成果首先寻求的是政府部门的认同和评价，然后再去寻求相关学者的意见，而学者的意见也往往只是“锦上添花”而已。政府官员或政治家的一句评价往往会直接决定着经济学研究成果在社会和学术界的地位。

　　前不久，笔者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城市金融生态报告的发布会。报告的主要研究人员在介绍这份研究报告内容时，多次强调这是一份学术性报告。事实上，从内容来看，该报告也确实是以学术研究为出发点的。然而，研究者介绍完研究内容后，会议主持人首先邀请的是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对报告进行评论，接着是保监会的官员进行评论。在这些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做出评论完毕以后，主持人才邀请相关的学者进行发言。在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基本上是为政治需求市场所主导。

　　经济学家的政治需求市场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主导性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式所决定的。在中国，很多领域的经济改革，比如农村土地改革、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都是沿着“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这样一种改革路径进行的：企业和个人出于对利益机会的响应，突破计划体制的限制，进行“非法”的市场化创新；地方政府在面临财政和就业压力的情况下，基于对改革风险与自身利益的权衡，选择对企业和个人的“非法”市场化行为加以保护和引导，实行“局部合法化”。一旦改革取得成效，地方政府便设法要求中央政府在国家层面上加以确认，进行“全局合法化”，中央政府在观察到改革收益和风险以后，通常会有选择性地对不同地方的市场化改革行为加以确认和推广。这样一种“个体非法→地方局部合法→全局合法”的改革程序决定了中国必然会产生一个巨大并具主导型的对经济学家的政治需求市场。

　　首先，地方政府保护微观经济主体的突破、创新行为时，需要经济学家为其保护行为进行辩护，以取得理论上的合理性，降低其政治风险。其次，当地方政府设法要求中央对本地的突破原有体制的改革行为在国家层面加以确认时，同样也需要经济学家来为其进行提供理论上的支持。“苏南模式”、“广东模式”、“上海模式”等词汇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类需求的结果。最后，在中央政府层面，中国经济转型是在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变的条件下展开的，由于传统的认识上社会主义就是等同于计划经济，因此每当一个领域引入市场机制，都需要经济学家来提供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支撑，使其合理合法化。这样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就一起衍生出了一个对经济学家的政治需求市场。而这些对经济学家的需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些需要是结果导向型的。也就是说，往往是突破原有体制和意识形态限制的行为和事实已经出现，结果已经存在，需要的是经济学家在理论方面加以论证和确认。

　　中国独特的经济转型之路决定了在每个改革环节都需要经济学家来提供理论辩护，而经济学家理论辩护的好坏也会影响到改革的推进和政府行为的风险，再加上中国经济学学术市场本身还缺乏规范和独立性，这就使得在中国，经济学家的政治需求市场无可避免地要处于主导性地位。

　　寻利性的公司需求市场

　　对经济学家的需求，还有另一个重要市场，就是公司需求市场。公司的目标在于获得丰厚利润，公司雇佣经济学家自然要求其研究服从于公司赢利目标的需要，这一点中外皆然。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公司需求市场也有着其独特性。

　　在中国，公司需要经济学家来为其争取相应的政策资源，为公司突破原有体制限制提供理论基石。由计划向市场转型，新的经济交往机制层出不穷，相关法规的建立通常要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就要取代司法，成为维护经济运行的主导力量。对公司运营而言，政策性资源就成为了主导资源，通过政策资源获取的赢利也常常要大于通过纯市场运作带来的赢利。而政策的出台，政府通常要问计于经济学家们，这样，经济学家们自然就成为了公司与政府沟通的合适桥梁。此外，公司突破原有政策的限制，利用法律空白获取利润的行为，由于没有相关法规明确的保护，经济学家提供的理论支撑往往也就成为了其最有力和最有效的辩护机制了。基本上，在行政主导型的经济环境中，经济学家们是公司利益代言人的天然人选。

　　上述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市场、政治需求市场和公司需求市场可谓是各具特色。我们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少之又少，中国经济学家之所以热衷于奔官场跑企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市场被扭曲所致。目前的中国，经济学学术市场几乎不能提供任何激励来激发学术研究热情，政治需求市场居于主导地位，而行政主导型的经济环境使得公司往往需要借助经济家们才能获得有利的发展土壤。这样的激励结构，在中国，经济学家们宁愿冒着职业风险来做预测、提建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作者单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