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朝令夕改反映出深化国企改革着实不易———短短8个月内国企MBO再度解禁。上周四国资委发布有限解禁令，“允许大型国企管理层在企业‘增资扩股’时持有国企股权。”

　　对国资委解禁令，我们早有所料。如面上的其他改革一样，从内容到力度，总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进入新年，大型国企改革需要迎难而上，改革急须可供操作的“题材”，有限解禁MBO就属于深化国企改革之需。

　　国资委的解禁令被精心包裹在《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文件内。对照去年4月那份措词强硬的禁令，国资委此次出台的解禁令用词极为谨慎，除了增设许多限制性杠杠，甚至连“MBO”这个词也被刻意“隐匿”。

　　国资委如此谨小慎微自有它的难处。8个月前设禁令，直接诱因系2004年夏天始发的“郎顾之争”及历时一年有余的、几近全民参与的“保卫国资大讨论”，导致国资委因职能和地位使然而成为众矢之的。前车可鉴———外加大型国企改革又拖不起，国资委才在“纠偏”之后重新选择务实立场。

　　人们当能看到，国资委无非扮演新政“发言人”和执行者的角色。据此，人们当可体味高层推进国企改革的决心和意志。

　　实际操作层面，只需以求实态度观察之，不管MBO是禁还是放，大型国企管理层有限度持股一直在悄然进行。从某种程度言，禁的时候，持股往往表现为“暗渡陈仓”。譬如，以国企走出去为理由，相当数量的国资经海外投资扩张操作而流失。同理，MBO一旦解禁，即便事先预设各种限制性杠杠，也很难避免上演明火执仗侵吞国资的“盛宴”。

　　国企改革进入新世纪以来，产权多元化（包括上市）是一大改革取向，允许管理层持股是另一改革取向。通过“郎顾之争”，人们较直观地看到了国资因MBO操作而大量流失的许多案例，由此引发的舆论压力迫使国资委出面下达禁令。然而，评价MBO政策朝令夕改也不能简单地作贬义解读。人们须清醒看到的是，深化国企改革总得有“题材”可供阶段性操作，受整个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约束，现阶段除了MBO这个“题材”，是否还有别的“题材”可供操作？若没有，正好衬托出解禁令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国企改革走到现今，围绕MBO的争议于国资流失甚至侵吞只是其一，或叫显性争议。

　　还有一种隐性争议，因不直接涉及“流失”与“侵吞”往往被观察人士所忽略。这个隐性争议就是有限MBO是否真能建立起对国企管理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MBO的方式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国企进行MBO尝试属于引进和借鉴。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实施MBO的企业都是私企。在西方，少量的不承担赢利任务、只替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国企，其管理层并非职业经理人而是国家雇员，因而也就没有国家雇员可持国企股一说。可在中国，盛行于私企的股权激励和约束机制，却被移植用于调动国企管理层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因而，中国国企实施MBO是否会出现“排异反应”，还有待实践作出检验。

　　在绕开了产权直接落地的改革风险后，20余年的国企改革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每走一步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鉴于此种操控改革的“收放哲学”，我们大致可以断言，有限解禁在实际操作层面很有可能变成又一个阶段性的“全面解禁”。想得豁达点，正是在“收”与“放”的反复博弈中，国企改革在艰难地逼近改革的终点。

　　对此回再度放行MBO，我们惟一希望看到的是，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或二者混为一体的大型国企，在打破垄断之前，无论如何不能实行MBO，否则实在太便宜了这类国企的管理层……因为他们的“经营业绩”（如果有的话）主要建立在垄断保护的前提之下，无须激励他们。反之，对他们的约束可通过真正的“党管干部”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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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