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年夜饭的价格，使用了“天价”一词，果然吸引眼球，引起了不同意见之间的一些争论，甚至海外媒体上也有对中国某些城市“天价年夜饭”的评论，引起了读者讨论的兴趣。我自己相信，市场经济的道理就是各适其适。昂贵也好奢华也好，只要是合乎法律与道德，别人没有必要说三道四。自己消费不起，不是它不应该存在的理由。

　　从经济上讲，吸引富豪消费，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但是中国的事情总是难免中国特色。高价年夜饭的消费，似乎并不是发达国家中那种简单明了的富豪消费。有执着于年夜饭话题的媒体继续报道说，高价年夜饭是官员消费企业埋单。据业内人士透露，消费这些高价年夜饭的“肯定是送礼的，多是送给政府官员”。而埋单的大户一是房地产商，一是银行。“近两年房地产业市场非常好，房地产商都赚大钱了；另外银行业也度过了残酷竞争时期，经营转好。这两家都要趁过年对支持过自己的各路掌权者表示谢意”。还有知情者透露，另一个大埋单者是医药公司，对于购买自己药品多的大医院的相关人等，请到酒店吃一顿高价年夜饭，“以表谢忱”。

　　单凭这些“透露”，当然不足以断定是什么人赴了宴，赴了宴也不一定就如何如何。这样敏感的问题，最好还是提请纪检等有关部门注意，大家都不要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但是另一方面，终究是“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一顿年夜饭，其中可能有利益集团与某些政府或公共部门官员的交易“内幕”。关于年夜饭的议论中，“社会公平”和“公款消费”等等阴影总是挥之不去，所以才会令那么多人“纵使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吧。

　　理性的社会中不应该有“仇富心理”。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高价乃至天价年夜饭的消费，也没有谁证明了是常规意义上的富豪消费。所以，也不能把有关的批评议论简单地看做“仇富”。应当承认，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经历从安贫乐道向竞争致富的剧烈转折，大众心理确实有很多失调与不健康。但是要纠正这些情况，不能只靠灌输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基本道理。中国条件下的釜底抽薪之计还是老生常谈的两个方面，只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做。一个是解决公款吃请问题；一个是解决财富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的饮食文化与社交传统，加上政府权力高度集中，造成了公款吃请泛滥成灾。许多人只要一看到高档酒席，就立刻产生关于政府官员的暧昧联想，比鲁迅说的一见到女人胳膊，就想到什么什么的速度还要快。这真是一种悲哀。事实上，政府许多部门忙于应酬，觥筹交错，酒池肉林，根本不是秘密。就连已经接受现代规范，财务上根本没有接待开支的地方，最终也只好“礼尚往来”，互相接待。在这种情况下，说高价年夜饭之类只是为了掏富人腰包，就未免太脱离中国实际了。对于经营者来说，掏谁的腰包都行。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越过了国际警戒线，中国经济不仅对外依存度太高，而且从内部来说对公款的依存度也太高。公款消费同时导致奢侈腐败与社会不公，因此，媒体和公众保持压力，睁大眼睛关注是谁掏腰包，是必要的。

　　所谓谁家孩子谁家抱，要求公众一点没有酸葡萄心理，要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以供改进，未必现实。怎样遏制公款吃请，建设廉洁政府，是政府自己必须操心的事情。何况办法不是没有，榜样不是没有。

　　中国传统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现实生活中真能这样的很少很少。发达国家常见的情况是，以说得清说不清的各种方式聚敛了巨额财富的富豪们，再通过慈善与投资的种种方式，建立财富的公众声誉。在这样的条件下，公众的确不在意富豪怎么消费。中国要达到这一步，道路尚远。政府与富豪的关系应该公开透明而彼此坦坦荡荡，政府与非富豪的关系则是要提供公平竞争的想象空间和实践可能。只要朱门酒肉不臭，路边没有冻死骨，社会心态自会安详平和。

　　正像人人可以挑剔饭菜，却不是人人能成厨师一样，廉洁政府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是知易行难。但这不能抹杀批评的权利，所以我主张还是从积极角度看待关于高价年夜饭的讨论。也许不能一下子改变很多，但是应该有韧性的坚持。只要不断地有指标显示，公款吃请在持续改善，财富与社会之间的回馈通道逐渐畅通，那么，年夜饭话题的政治意味就会持续淡化。每个家庭的年夜饭就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安排，不仅是吃得舒畅，而且是相当舒畅。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 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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