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中央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曾经被西方的经济学家简单地理解为“深渊不能分两次跨越”。而在中国，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则务实地讲过一句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的话：发展是硬道理。

　　15年前，当中国经济因为政治风波的影响而几乎被西方认为差不多走到尽头时，中国不仅克服了短暂的经济下降，而且事实上从此积累了持续和高速的增长势能。在此后的15年，对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判断和预言虽然从没有间断过，但中国经济几乎按天计算的高速变化与增长似乎势不可挡。

　　那么，为什么西方的观察家难以看到贯穿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逻辑呢？其实，早在改革开始后的头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快就让大多数关注中国经济的西方学者感到了困惑不解。从根本上讲，他们所理解的经济转型、发展和增长的逻辑来自于今天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不仅仅是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对一个转型的和发展中的经济如何实现增长的基本认识，而且实际上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整体在经济转型、私有化和经济增长之关系上的基本共识。在一个典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头脑里，成功的经济转型与增长离开向私人产权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快速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成功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面关系应该是由政治改革优先于经济改革，以及尽可能快地实现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来决定的。“后华盛顿共识”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政府”性质的基本看法之上，不指望转型经济的政府有能力承担经济增长的任务，而寄希望于私人部门的快速兴起和富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精神。

　　“后华盛顿共识”的基本认识在理论上虽没有大错，但却是有重大缺陷的。它需要很多严格的条件，尤其是，转型和发展中的经济各自拥有初始条件非常不同，不能指望它们都遵循同样的时间序列来开始。有些条件甚至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改变和出现的。因此，当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这些条件不具备或者不成熟的时候，转型的经济就必然在初期经历“L”型的衰落过程，就像俄罗斯的情况那样。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后华盛顿共识”的最大缺陷是它把“转型”理解为一个在经验上并不可靠的“正统道路”而拒绝转型的创新。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的经验以及对“转型”的深刻含义。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对“后华盛顿共识”的真正挑战在于，它没有套用所谓的“正统道路”，它尝试着转型的创新和通向成功增长的转型替代。这恐怕是理解和解释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出发点。

　　不可否认，作为成功追赶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与日本和东亚经济起飞经验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导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资金短缺的初始条件，从增长模式来看都是“高投资-高增长”的助推类型；从贸易策略上看，均遵循“外向”原则，并主要依赖技术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从工业化战略上看，主要依赖“比较优势”逐步升级产业结构和提升劳动生产率。但是，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相比，中国是一个巨型经济体，不仅有13亿的人口，而且国土面积差不多相当于100个韩国。很多在小型经济体能容易做到的事情，在大国会比较困难。

　　一些评论者常常只看到了一些非常局部的现象，没有搞清楚形成这些局部现象背后的一致的逻辑：中国经济里面一直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抵抗着“航空母舰”的出现；同样是这个强大的力量，让中国的经济始终处于日韩未曾达到的全面开放状态。可以说，中国经济起飞和高速变化的动力目前就来自于这个强大的力量。

　　也许这些年来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不再重视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个力量。相反，我们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那些暴露在经济增长中的各种问题。我们总是会去批评流行的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以及银行的非独立性等问题。但是，我们尚需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批评的这些问题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市场整合和一体化迟迟不能发生？更重要的是，为了推动这么巨大的经济躯体，我们要像过去那样完全依赖一个垂直集中的决策机关吗？在政治热情消退之后，我们怎么解决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能量？这些问题总是让我挥之不去。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力量有竞争产生的能量这么强大；没有任何竞争有地方“为增长而竞争”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重要。在保持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的同时，过去10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经演变成事实上的“财政联邦主义”的结构和体制。这个现实已被不少经济学家所发现。不能天真地把中国经济想象成一个整体和一个完整的市场组织，它过去不是，今天更不是。各地区之间的差别比欧洲各国的差别还要大，而且这种差别长期存在着。

　　中国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这样一个转型创新值得我们在理论上倍加注意和认真对待：向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并从体制上维持一个集中的政治威权，把巨大的经济体分解为众多独立决策的小型地方经济，创造出了地方为经济增长而激烈竞争的“控制权市场”，从根本上替代了“后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前提条件。没有彻底的私人产权制度和完善的金融，但却有了地方之间为增长而展开的充分竞争。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有利于投资增长的政策环境的改善，加快了金融深化的进程和融资市场化的步伐。尽管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可能导致过度投资，但是地方间的竞争却从根本上减少了集中决策的失误，牵制了违背相对优势的“航空母舰”型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同样，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让中国经济在制造业和贸易战略上迅速迎合和融入了国际分工的链条与一体化的进程。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和中国经济的深度开放，是地方为增长而竞争的结果。

　　当中国经济被事实上分解成成百上千个小型的经济体之后，表面上看，它们之间的竞争造成了“重复建设”，并且很容易被指责为资源的重复配置。但是，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是，它们之间的“贸易”联系却在不断加强之中。不仅互补性的贸易增加了，而且“行业内”贸易增长得更快。这方面数量不多的研究文献发现，当我们在批评各地区“重复建设”的时候，从各省的“投入-产出表”上来分析，一个地区对其他地区的“贸易依存度”是增加而不是下降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实际上促进了区际贸易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强化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一体化的进程。现在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没有分散的经济决策，没有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就难以形成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增长，没有发达的经济，就看不到这些地区正在逐步清晰化的产业集聚和分工模式。

　　这恐怕就是转型经济学要关注中国经验的最重要的内容。这是一个可以发现金矿的研究题目。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6年第一期“中国的转型经济学”专题而写的主持人前言。登载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