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发布《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称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0.4左右，并认为这种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对此，有些专家称：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偏大将导致“仇富”。(本报2月7日7版)

　　对于“仇富”这个词，最近几年，公众并不陌生，早就引发过多次广泛的社会争论。对于“仇富论”，当今的社会共识是：公众不仇富，而是仇视社会分配不公，仇视富者“非正常”富裕，仇视富者的为富不仁。

　　中国不乏“顶尖富人”，如那些奥运冠军，下了领奖台就有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收入；获得国家科技奖的科技工作者，一奖就是500万，但又哪有穷人仇视他们？反观有些富人是怎么富起来的呢：有的贪官受贿、卖官，几夜之间成为百万、千万富翁；有些人借企业改制，将国有资产侵吞，占为己有；有的通过盘剥工人、偷税漏税、治假造假坑蒙拐骗等恶劣手段“致富”……类似种种不是通过合法手段与诚实劳动富裕起来的“富者”，老百姓能不“仇”？

　　从某种意义讲，对富人而言，财富意味着社会责任，财富越多，社会责任就越大。但我国有许多富者往往“为富不仁”，不仅在创造财富时盘剥员工，拼命攫取不义之财，而且在财富的花费上，不是乐善好施，反哺社会，而是要么当吝啬的“守财奴”，要么是挥霍无度的“暴发户”。中华慈善总会曾做过一项统计，该会所获捐赠的70%都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内地富豪的捐赠不到15%；而在美国，最富有的美国人中20%所捐赠的钱，占了全部慈善款的三分之二。

　　退一步讲，社会公众即使滋生出不合理的“仇富”心理，我认为也与当今社会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有关。比如贫富的差距，使人们在面对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这“新三座大山”时，其遭遇简直就是“两重天”。无疑，这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仇富”心理。

　　所以，今天，我们不能简单凭靠一个基尼系数，就惊呼穷人将如何如何“仇富”，而应及时反思有些富人是怎么富起来的，富起来都干了些什么，社会是否为生活极度贫穷者建立起基本的生活保障制度等。我想，我们认真研究这些问题，远比老是感喟和害怕“仇富”心理的形成与蔓延要有用得多！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