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半月谈

　　对困难群体而言，低保救助款是他们的“救命钱”。然而半月谈记者在调查时发现，这笔“救命钱”在发放过程中却存在着种种漏洞。截至2005年底，上海有城乡低保人口47万，占全市城乡户籍人口的3.51%。但即便是在上海这样发达的大都市，低保资金仍不充裕。不仅如此，不宽裕的资金还被分流到两种不该拿低保的人手上：一种是“隐性就业”、拿“隐性收入”的“假困难户”；另一种是四体健全、不愿工作的“懒汉”。帮困的钱没有用到刀刃上，这是为什么呢？

　　帮困款就是这样被“截流”的

　　谈起发放帮困款的事，上海的几位居委会干部感慨万千。

　　静安区元善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徐岁娟告诉记者，有一户四口之家吃低保，一个月坐在家里就有1200元收入，小孩子还有帮困卡。而且，这户人家所有人都四体健全，年轻力壮。平日他们就在家里打麻将，还说：这点钱赌钱都不够。静安区愚谷村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糜似莲说，有的人进了居委会的门就对居委干部说：“给200元钱买条香烟抽抽。”有一次，居委给困难户发100元的购物券，结果一户人家把券扔回来，说：“我们不要这个，要现钱！”

　　还有的居民，怎么看都不像困难户，但是仔细去查，又查不出个所以然。静安区三一坊居委会主任蔡爱娣说，有的人开着车子或坐出租车过来，怀里抱着宠物狗，有的人还不止一只狗，手上、脖子上都是粗大的“黄货”（黄金饰品），大摇大摆地来到居委会拿低保费。

　　随着“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人们的社会流动更大了，但是，低保帮困的一些政策还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让一些人钻了空子。上海静安区元善社区有1278户人家，其中641户是“人户分离”户口，早就动迁走了，有的已经离开十几年了。居委会对他们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但是他们就是钻这个空子，情愿把关系继续留在老居委，还在这里吃低保。徐岁娟认为，应该严格执行“属地管理”原则，居住地在哪里就在哪里申请、拿取低保。

　　还有一些人，低保吃起来理直气壮，一旦要退就“惊天动地”了。在上海，低保户每个季度要复审一次，有的人被取消低保了，马上到街道、区里、市里上访。一些部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热衷“花钱买稳定”，凡是上访事件就要基层消化解决，无理取闹的人也要满足要求，结果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到底有多少人在冒领低保？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如果可以统计清楚，也就不存在帮困款被“截流”的情况了。但是，糜似莲给出的数字还是有很高的可信度。“社区里一共1690户人家，110多户人家吃低保，其中无业家庭15户，丧失劳动力家庭19户，刑释解教人员12户，单亲家庭4户，离异家庭12户，双老人、病残人家庭50户，”她说，“另外还有8户是游手好闲的。”

　　有没有高明的政策让“懒汉”去工作？

　　一位民政干部对记者说，他不赞成“养懒汉”的说法。但是，必然养懒汉不等于鼓励养懒汉，怎样让有劳动能力的“懒汉”们动起来，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事实上，一些“懒汉”不愿意工作，是在对就业和低保政策进行比较后作出的“经济选择”：他们觉得就业跟不就业收入是一样的，不就业还可以不劳而获。北京的一位民政干部打比方说，夫妻俩双下岗、有一个孩子的三口之家，每月领取低保金900元。如果再就业，夫妻每人每月领取的工资600元左右，加起来1200元。实际上，上班只比不上班增加300元钱，孩子能享受的许多教育优惠政策还没有了。

　　面对这种心态，政策的调整就很有讲究了。在上海，到2005年底城乡低保人口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万人。这与一套政策“组合拳”有很大关系。2005年7月1日，上海市将最低工资标准从635元调高到690元；2005年8月1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290元提高到300元。这套“组合拳”有两个特点：第一，最低工资和低保的差距从355元扩大到390元；第二，提前一个月先宣布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后宣布提高低保标准。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生活困难群众就业，刺激那些不想就业的“懒汉”，用积极的方式减少吃低保的人群。

　　上海还是全国少有的不发放“低保证”的城市。上海市民政局救济救灾处处长蔡苕生说，这是因为，困难群体是动态的，有进有出。与其用本本、证件进行管理，不如用计算机系统进行动态管理。同时，这也是避免给困难群体打上特殊的记号，既尊重他们的隐私权，又防止他们产生“等靠要”的思想。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