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知识产权战略,中国可能会出台税收减免、政府采购等优惠政策。但是,行政手段凌驾于市场调节之上是目前知识产权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在这种环境下,投资与经营行为只能立足于短期收益,这种“快钱”心理是制约中国消费品牌和先进技术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应致力于培育一个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学的研发水平也急需提高。

　　中国政府看来已经开始重视推进知识产权战略的发展。过去25年,外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政府主导的固定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尽管中国国内对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有巨大的需求,但市场却大多被国外品牌主导,投资也依赖于国外技术,中国本土既没有创出自有名牌,也没有研发出核心技术。

　　韩国在过去5年由成本与数量导向型经济向品牌与技术导向型经济的成功转型,也激励着中国进行同样的尝试。中国政府很可能在2006年实施相关政策,比如税收减免、标准化和政府采购,来推动自有品牌的发展和技术创新。

　　尽管这一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这些政策有可能无法达到既定的目标。因为它们不能根本解决目前盛行的“快钱”心理—这是制约中国消费品牌和先进技术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笔者认为,行政手段凌驾于市场之上,是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短视行为的主要原因,推进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最佳政策就是减少行政干预,加速该领域的市场化进程。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局限性

　　过去2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实际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1%。这一增长背后,是海外华人依靠中国巨大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出口获利的商业模式和中国政府调动资源的强大能力。因此,中国政府一直担忧这一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这种担忧主要源于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这限制了政府主导的大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继续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导致更多的资源浪费,并最终延缓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出口无法继续拉动经济的高增长。1980-2005年间,中国的出口增长了41倍,即每年增长16%。通过简单的计算就知道,中国不可能在接下来的25年维持这种增长。如果目前的增长态势再持续10年的话,中国的出口总量将大于欧洲、日本和美国目前出口量的总和。鉴于这三个经济体是中国产品主要的消费国,因而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笔者认为,未来10年,中国的年出口增长率会从过去的16%下降到6-8%,而内需将在保持经济增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第三,粗放型增长导致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的短缺。中国有80%的水资源已被污染,这可能引发健康危机。中国去年消费了21亿吨煤,如果经济持续增长,10年内煤的消费量还将上涨到目前的2倍。据英国石油公司(BP)统计,中国煤炭储量占全球总量的12.6%,但消费量占全球的1/3。目前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会在40年内消耗完所有的煤炭储备。

　　中国政府很早就开始重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上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将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上,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即将在今年3月份出台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应当继续有这样的提法。笔者最关心的是,“纲要”可能仍然不会把重点放在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上。如果政府继续行政干预手段,而不是完全坚持市场导向,那么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很难改变。

　　政府干预的挤出效应

　　韩国仅用5年时间就成功完成了由粗放型经济向品牌和技术导向型经济的转型,这引起了中国的忧虑。在中国,多数人还都认为,韩国与本国的情况相似。但事实上,这个5年前还被看作典型的以低劳动力成本取得优势的东亚经济体,如今已经快速成长,并打造出众多世界级品牌和产品。其中,由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需求功不可没。

　　中国的经济增长对韩国的成功转型贡献巨大,但对自身拉动力却不大的事实,可能是最令中国人担忧的问题。这显示了中国体制建设上的不健全,中国政府也因此要下决心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自主创新不力的状况,比如,很可能会出台鼓励本土知识产权发展的政策。鉴于中国政府通常采取行政手段来达到调控经济的目的,因此,减免特定产业或交易行为的税收是最可能的措施。中国的财政收入在本轮经济繁荣周期中得到了明显改善,现在是政府慷慨一回的时候了。不过,大笔财政支出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笔者认为,中国私人投资领域和知识产权发展的滞后,并不主要是税收减免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干预凌驾于市场调节之上。尽管有规则存在,但是可以通过行政干预轻易改变。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长期投资计划的意义不大。

　　总体而言,目前“快钱”心理主导了中国经济,特别是投资领域。人民币低估是导致短线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行政干预是影响投资心理更重要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担心计划会被迫取消或者会因为规则改变而造成损失,私人投资无法制定长期的投资计划,他们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短期投资机会上;第二,政府关系管理一直是民营企业发展战略中的重中之重,通过处理好同政府的关系,这些民企通常能创造短期获利机会,因此,大部分民企都选择直接或间接依赖政府关系来获取利润。

　　世界级企业往往是由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取得优势而逐步成长的。如果胜者由某国政府来决定的话,很难出现世界级的企业。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政府的主要工作应该是致力于培育一个具有完备规则体系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一些政府直接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十分审慎。若政府盲目扩大财政支出,只会导致资源的浪费。

　　大学中的“快钱”心理妨碍科技进步

　　目前,国际上的技术创新有两种成功模式,即日本模式与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基于大公司巨额的研发投入,韩国就借鉴了这种模式。美国模式则以大学科研为基础,再由公司通过许可机制使之商业化。

　　中国采用任何一种模式都是可行的。不过,由于家族企业及国有企业主导中国经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笔者认为它们不适宜采用企业直接进行研发的模式。国有企业通常会浪费研发费用,而家族企业通常对研发投入不足。

　　笔者认为,中国需要依靠大学的研发力量来推进科技创新。问题是,目前中国很多大学都把精力放在以学术界的地位和名气来挣“快钱”上,教学和研究质量日益下降。这也是“快钱”心理在大学校园的一个反映,中国应该尽快改变这种局面。

　　首先,笔者认为,中国各大院校需要将重点放在教育和科研上。现在,一个大学只要有点名气,通常就开始忙着拉投资。这种现象是需要改变的:第一,要限制大学教授在校园以外的兼职,这样才能遏制大学教授以牺牲教学和研究质量为代价到社会上去赚钱的现象。当然,大学要确保教授对教育和研究的兴趣确实高于对商业的兴趣。

　　第二,中国可以参考美国的科研经费资助体系。美国大学的研发基金多来自于政府相关的组织,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和美国国防部。这些基金支持带来很多科技创新,如互联网和基因链。

　　笔者认为,建立具有强大研发实力的高等学府是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关键。这方面国际上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中国也有这样的实力,但前提是,一定要根除大学校园中流行的“快钱”心理。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