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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2006年春运前，铁路警方开展了"蓝盾行动"，对黄牛党打击再次开始。"购票实名制"等手段的实施，也从侧面遏制了"黑票"的来源。随着案件水落石出，黄牛党敛财内幕浮出水面。一名前票贩向本报记者披露黄牛党集团的组织构架、"票钱分离"的运作体系、他们与黑社会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倒票者屡打不绝的原因。
年初铁道部领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2010年，中国春运一票难求的现象将得到大大的缓解。"这个时刻的到来，可能对根治黄牛党问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倒票巅峰时期：一列火车30000元进账
被倒卖的车票一般是原价的两倍，最火的车次能炒到5－6倍，而原价的..6倍是底线。每列火车的正常运力是1500人，在部分车次里，黄牛党操作的票占10％－20％。一张票起码能赚100元，一列火车就有30000元进账。1993年－1996年曾是黄牛党最猖獗的时期，某些短途列车的车票几乎由黄牛党包办，部分长途列车被倒卖的车票也高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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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票途径：约50％为自己印制
黄牛党搞票的方法有三种：一、合法购票，这是最安全的。他们一般采用"多人买多票"。而这种方式购得的票占三成左右。二、自己印票，这是最主要的来源。由于火车票是现买现印的，因此他们会通过某些途径获得空白的火车票(除了出发地、目的地、车次、时间未印)，然后根据与有关人员达成的协议---如确定某次列车可以倒卖的车票数量，在窝点自己印好票再出去兜售，近一半的票是这样捣制的。三、由个别列车工作人员直接提供火车票，由于风险较大已不常使用。另外，有时票贩子也会与盗窃者勾结，盗取乘客已经买好的车票，少数时候会得手。
组织内部：理论上不允许脱离组织
最底层票贩子，主要是大城市没有暂住证的外来劳动力。因为外地人流动性大，一旦出事很难被查到。而涉及到机密的骨干一般来说则是本地人，尤其是党首，因为他需要"很硬"的关系。对于新加盟者，首先会摸清他的底细，并有各种考验。从理论上讲，是不允许任何人脱离"组织"的，少数人员在脱离组织之后会受到严密监视。而被黄牛党舍弃的成员则会与组织达成协议，他们守口如瓶，组织给予经济上的赔偿。
内部运作：票钱分离，循环牟利
一般来讲，黄牛党内部运作分为两条线，原则是票、钱分离。
整个组织中，只有一种人同时接触到票和钱，就是最底层被称为"劳力人员"的人---火车站直接兜售车票的票贩子。每个劳力人员有两个上家，此两人之间并无直接接触。一个人负责供给劳力人员火车票，另一个人负责收取卖票所得。收的钱通过若干个上家层层上递，直达一个扮演党首代言人角色的"代理"手中。钱在他的手中被分流：一部分上交党首，一部分用于支付集团内部人员的酬劳，剩下来的用于周转。周转资金交给中间人，他们利用这笔钱，以获得稳定票源。一旦票源确定下来，便会通知相关人员到指定地点取票，票被层层下递直到最底层的劳力人员。
被抓的小喽口罗多数并不属于黄牛党集团，而只是独立的贩票人员。因为大的贩票团伙中，所有人员均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从不直接见面。而上家向下家发指示采用公用电话或者暗号---比如在张贴的小广告中加入暗号，只有内部人员才能看懂。
黄牛党党首从不会在团伙内部人员面前出现，他们用自己的公司或者亲戚朋友的公司疯狂洗钱，更多的通过地下钱庄洗钱。此外，赚到的钱从不在当地挥霍，房产也置在异地。
行为规范：左手倒票，右手吃黑
黄牛党集团和黑社会组织有着极其严密的联系。多数黄牛党集团的党首本身就是黑社会的重要成员，他们利用黑社会保证或扩大地盘。
而那些被抓住的真正有分量的人大多数是被其他黄牛党集团所出卖的，就是道儿上所说的"黑吃黑"。黄牛党内部人员除了和司法部门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以外，还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和其他黄牛党团伙作"坚苦卓绝"的斗争。一旦被其他黄牛党集团人员知道行踪，对方就会派出指定人员向司法人员告密，将其出卖，这是地盘之争的得力手法。但黄牛党集团之间也会达成一些协议，如某些车次某些目的地的票归谁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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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良自述：
没见过一张火车票，一个月转手370万
前些年，我通过铁哥们的关系，在某交通发达的大城市做了当地一个黄牛党党首的代言人。该黄牛党相当猖獗，党首每年吞入私囊有上千万元。原先的女代言人回去生孩子了，正缺钱的我才有幸顶替空缺。我在整个体系中处在"钱"线上，但从头到尾没见过一张火车票。在此期间，我只接触到两次资金，处理过程一样。
接到老板电话指令后，我到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并按照指令在火车站以暗号的形式发布了一个寻物启事，将账户通知给下家。当天下午，我的账户汇入了第一笔钱---200万。三天后，我将其中的100万转入了另一个账户，又隔了三天将40万转入了第二个账户，一个星期后我把最后的60万转入了第三个账户。在整个的过程中，我根本不知道那三个账户的主人是谁，也不知道这些钱是干什么用的。
第二次，我在另一家银行开了一个账户，这次汇入的是180万元，全部的钱除了10万自留作为酬劳以外，全部汇入第四个账户。
整个过程中，我没有跟其他任何人有过直接联系，所开账户使用的都是假身份证，并使用假名。全部使用公用电话，接受党首遥控指挥，也从未出现在下家面前。
我把作为酬劳的10万汇入自己的信用卡后，更换了所有电话，更换了住所，从此不再和老板联系。"金盆洗手"之后，我的精神状态仍然很紧张，总觉得有人在屁股后面盯着，晚上很难安稳入睡，成天提心吊胆。而我退出的原因是，做这不光彩的事太受良心的谴责。 (责任编辑：田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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