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罗绮萍

　　香港报道

　　传了一年的消息终于成为事实。有“红筹之父”之称的花旗环球金融亚洲主席梁伯韬，将会于2月底离任，但仍然出任花旗的高级顾问。花旗刚宣布集团投资银行中国区主管孙玮辞职，5月转投摩根士丹利出任中国区主管。至此，花旗连失中国业务的两员大将，现时仍未宣布替任人选。

　　对于梁伯韬离职原因有很多说法。2月10日梁伯韬接受本报独家专访，表示离开是希望尝试新挑战，他并不讳言与2004年6月因为中国人寿(2628.HK)事件而离职的前中国投资银行部门主管任克英合作无间，与孙玮则不甚合拍，“令花旗的IPO生意大大失色”。

　　《21世纪》：有报道说你已经向花旗提出辞职，本月底生效。你会留任高级顾问？

　　梁伯韬：这与实际情况有一点点出入。我是有这个意向，已经正式提出了，但花旗集团总部还未正式批准，所以未对外宣布，但在公司的同事都知道了。

　　《21世纪》：外界对此事有很多说法，有谓你与花旗美国的高层想法不同，他们不给你放权，也有说法是指花旗高层不满意你的表现，也有指你与孙玮合作可能有些障碍。你离开花旗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梁伯韬：我在5年前加入花旗时，确是有些担心，因为以往在百富勤时，我的决策权力很大，灵活性也很大，到了花旗这样的跨国企业，权力制衡肯定会较多。但实际运作下来，我又有新体会，总部给我的自由度颇大。

　　我要离开花旗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已50岁，做投行已经20多年了，现在连跨国大集团也做过了，我希望试一些新的东西，至于是什么新东西，我还要再细想一下。

　　《21世纪》：根据你与花旗的协议，你继续出任高级顾问的主要职能是什么？有传闻说你会筹组数以十亿美元计的私人投资基金，你未来的生意会否与花旗有利益冲突？

　　梁伯韬：我的高级顾问工作，是维系花旗与重点客户的关系，说句笑话，便是去饮饮食食。

　　利益冲突问题确实需要重点关注，这也是我们谈了一年的原因，花旗一方面希望找到接班人才让我走，又想我留任高级顾问，但必须解决日后的利益冲突问题，这方面我们已有很好的安排及协议，但详情不便透露。我日后在花旗仍会有办公室，也会上班，我的秘书还会留任。

　　《21世纪》：你是不是会自立门户，组成一个私人投资基金？

　　梁伯韬：确是有这样的打算，但现时仍在初步构想阶段，我想在中国开展一些新业务，但我仍然任职花旗时，不能花太多时间去筹备，离职后组成新公司的进展会加快。

　　《21世纪》：你的接班人会是谁？花旗刚证实集团投资银行中国区主管孙玮已辞职，5月便会重投摩根士丹利，成为花旗的竞争对手。花旗一连失去两名华人大将，对中国业务会否有较大影响？

　　梁伯韬：花旗仍在物色我的接班人，这方面我也爱莫能助，我已经给了他们一年的时间。我和孙玮都离开，对花旗的中国业务确实有点影响，但花旗是一个很大的跨国集团，资源很丰富，不同的部门都有很出色的支持人员。

　　我们做一个项目时，会有区域负责人，也有行业的专家，也有产品的专家，不是一个人负责所有的工作。当然区域负责人在项目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人脉关系，但花旗的投行业务也不会因为一两个人的离开而完全停顿。对花旗来说，有这样的财力，这样的资源，再去招聘人才也不会是困难的。

　　《21世纪》：很多人都批评花旗近几年在投资银行这一块做得不够好，认为你有责任。

　　梁伯韬：花旗的投行业务经历很多风雨，在我未加入前，花旗(前身是所罗门)在中国海洋石油(0883.HK)上市的项目做得不好，宦国苍(前任的中国主管)整个团队去了汇丰；我加入的时候，投行业务的人才接近真空，其后任克英加盟，我们合作得很好，整体士气也很高昂，所以做了中国人寿、网通上市等大型IPO项目，又取得中国建设银行的承销权，只是后来因为花旗集团与建行商讨入股事宜未能成功，我们便失去了承销权。

　　可惜后来任克英出了事，我们又要重新适应新人。我个人跟孙玮没有什么矛盾，只是和她不及与任克英合拍。孙玮来了之后，我的下属一个一个离职，所以后期有些交易，我要亲自上阵，弄得我这一年很忙碌。

　　其实花旗在最近一年没有做什么大的IPO，只有一家中煤快要上市。因为做IPO的部署时间会比较长，我们的团队合作出了问题，我又去年年初便开始表明想离开，所以很难做到这种较长线的生意。

　　但过去一年我们也做了很多优秀的大项目，特别是有关中石油(0857.HK)这个大客户的。我们先后为他们做了母公司注入海外项目的大买卖、为中石油配股集资27亿美元收购母公司资产、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以及中石油母公司与印度石油公司联手收购叙利亚油气资产。

　　这些项目都受到国际好评，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的项目，更被《AsiaMoney》(亚洲货币)杂志评为2005年最佳的并购项目。我们配售27亿美元的中石油股份，也是中国历来最大宗的单一配售个案。

　　《21世纪》：去年8月时我们听到消息，说你会代表花旗去收购一家内地的证券公司，然后你出任合资证券公司的领导，令你与孙玮有所分工，淡化矛盾？

　　梁伯韬：当时花旗确是很想收购内地证券公司的控股权，像高盛那样拥有高盛高华证券。由于我曾经管理过百富勤，懂得一家证券公司的运作，总部计划如果收购成功，我会继续出任亚洲主席，但会较多精力投放于合资证券公司工作；孙玮可能对这方面没有兴趣，所以由她较多负责花旗的投资银行业务。我们与UBS一起争过入股北京证券，但经过研究后，发觉价钱不吸引，又只能入股20%，所以花旗兴趣不大。近期又找不到其它的证券行作为收购对象，所以也搁下了。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