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欧阳觅剑

　　近日，周小川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是居民不敢花钱的重要原因，政府应该加快养老、医疗保障和教育体系改革，使储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到正常水平。

　　很多评论都将储蓄存款与储蓄率混淆，认为社保不健全是中国储蓄率过高的主要原因，得出完善社保体系，降低储蓄率的结论。实际上，储蓄率和储蓄存款确实相互关联，但它们所指并不相同。不敢花钱可能是储蓄存款高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因此而推出完善社保体系会使储蓄率降低。

　　储蓄率是与消费率相对，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没有用于消费的GDP就算为储蓄，实际上就是投资和净出口等“产品”，它们并不一定转化为银行存款。而储蓄存款是居民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存在银行，是他们持有的“货币”，能够转化为储蓄存款的只是GDP中分配给居民的那一部分。对于这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我们可以做一个粗略的解释。GDP通过分配变成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企业利润、政府税收。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利润基本上都要转化为投资也就是储蓄，因此，在分配的过程中，储蓄的主要组成部分已形成，储蓄率大致上确定下来。之后，分配到居民手里的那部分（劳动者报酬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有一些可能转化为储蓄存款。也就是说，居民消费或储蓄的意愿，对储蓄率不能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为扣除生活必须的花费之后，他们手中余留的钱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不可能改变GDP中储蓄和消费分配的格局。

　　2005年中国GDP是18万亿元，46%用于储蓄就是8.28万亿。2005年底储蓄存款余额为14万亿，相比上年底增加2万亿。2万亿是很大的数额，但对于当年中国8.28亿的储蓄来说，它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即使居民敢于消费，当年的收入都不存入银行，那中国GDP用于储蓄的那部分仍然会高达6万多亿。

　　高储蓄率的决定性因素是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利润占GDP的比例太高，而居民收入偏低。在中国的GDP中，固定资产折旧大致要占15%以上，企业利润为20%左右，远高于发达国家；而劳动者报酬的比例要低于50%，比发达国家低好几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储蓄率过高的主因是居民分得的收入太少，导致他们消费能力不足。2005年新增储蓄存款2万亿，但平均到人，就只有1500多元，这样来看，就不会认为中国人有钱不敢花，他们实际是没什么余钱可花。

　　完善社保体系不一定就能刺激消费。社保体系的建设需要钱，如果由居民出这笔钱，那他们可支配的收入会减少，依然没有能力增加消费；如果由政府或企业来出这笔钱，那就涉及到GDP的分配。

　　说到底，降低储蓄率要从GDP的分配着手，完善社保体系能否促进消费，取决于GDP分配的格局是否改变。如果能使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利润的比例减少，储蓄率就会随之下降。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利润比例高，一是因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还很不完善，需要大量投资；二是因为基础设施不完善再加上劳动力效率比较低，导致生产效率不高，资本要求较高分成以保证利润率，压低了劳动者报酬。

　　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利润所占的比例能不能减少，就取决于这两种状况是否改变。如果脱离这个前提，急于求成地通过减少储蓄存款以降低储蓄率，促使居民动用14万亿储蓄存款，那结果可能只是刺激通货膨胀率。

　　民工潮应该如何调度？

　　本报评论员 邵颖波

　　春节刚过，关于民工荒的消息再次传来，而且情况看来还挺严重。经济参考报的报道说，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全线告急。在福州市刚刚举行的一场招聘会上，近六万个农民工岗位乏人问津，而去年从青海批量输往泉州的400多位农民工到目前为止稳定率不足三分之一，沿海企业招工难、留工难的现象日益突出。

　　另一方面，据新华网图片报道，2月7日，在杭州外来劳动力市场外等候前来招工的民工多得不得了，找不到工作的民工心情十分焦躁。报道说，每年春节前夕，由于大批民工返乡造成浙江各地企业出现“民工荒”。但是一些用工需求较大的地区未雨绸缪，由政府和企业组织到劳务输出地区进行大规模有组织招聘，又导致今年春节后大批自发来浙江的民工找工作难。自2月4日开始，涌进杭州劳动力市场找工的民工每天都在增加，最多的一天达到万人，但最后达成工作意向的也仅占约三成。

　　其实，中国现在还有近两亿的农村闲置劳动力，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任何所谓的“民工荒”都不过是局部的，暂时性的调度问题而已，不用大惊小怪。倒是可由此引发一些思考，比如说民工的待遇问题，地区差异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完善问题等等确有一些价值。这样的讨论由来已久，现在应该深入一步，进入到解决问题的阶段了。

　　关于民工的待遇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上，工资和加班费用等等，其二是身份上的，社会如何平等对待的问题。民工荒的部分原因，最主要的一条是待遇太低。这是市场经济在劳动力供需方面发挥作用的结果，供大于求，整个社会结构如此。民工荒的发生或许对解决这些局部地区的问题有点帮助，但却不可能扭转大势。

　　最近讨论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更深入地涉及到这一点，很多人看到了穷人阶层走向富裕的种种障碍，各种综合因素甚至决定了他们想要提高自身素质，增加劳动技能的可能性都非常小。使得这个阶层的人陷入一种意识上绝望状态，这种原本就带有很大盲目性的人口流动可能会更加盲目，劳动力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以及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善意引导所起到的作用也可能会越来越弱化，这种趋势十分危险。

　　所以国家应该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开始有科学研究机构提出各种设想。包括中科院的一个课题组提出要在五年内让五亿农民进城，再让六亿人出城进入郊区的设想。这个设想，有没有可能很不确定，不过，解决问题要从这样一个大的视角来进行，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

　　我们设想，或许，正像中国经过改革开放逐渐地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一样，我们也应该考虑把主要的生产基地在国内进行一次大的转移。中国为什么会成世界工厂，主因是中国劳动力便宜。那么后来为什么逐渐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呢？原因也很清楚，这些地区相对发达，交通，文化和政策方面的条件都相对优越，于是才出现了四川、河南等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工涌向东部的民工潮。

　　现在，条件发生了很多变化，国家下了很大力气解决东西部差距的问题，收到了很大成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如果能够更多地改变政策导向的重点，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促成大规模的企业搬迁，那么是不是可以缩短民工潮流动的距离，减轻农民工打工的负担，同时也对中西部发展有更好的作用呢？

　　要想给民工潮一个好的调度，可能用好的政策来调度企业的分布更有效。或许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的有价值的问题。

　　大学生当村官：优化中国农村生态的契机

　　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

　　农村话题在中国一直不曾沉寂过。

　　近日北京选大学生当村官的新闻，又将我们的眼光吸引到了这个其实最具活力和改革空间的基层。这并不是件新事物，早在2003年，平顶山市2003年公开选拔了958名大学生任“村官”，山东、陕西、广东、浙江、江苏等地也均有过类似尝试。

　　生活在城市的大学生步入乡村，城乡互动的画卷又被注入了更加丰富的因素。在“工业反哺农业”的号召之后，由这种大学生带动的城市和农村在其他层面的互动也将加速，这包括技术（比如电脑和网络）、理念（民主与权利）、利益表达方式（合理合法的利益表达），甚至生活方式，等等。

　　农村对高素质的管理人才的需要和大学生就业定位的多元化，表明这种现象正好是一种合理的对接。不过，如果仅是将此现象作为一个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途径去考量的话，那不免会陷入狭隘的关于待遇比较的数字化泥沼。其实，这种现象给新时期下的中国农村生态带来了更加活泼和生动的“音符”，如果这些“音符”能够弹奏得当，那么给农村治理以及政治层面的基层民主带来的积极效应是不可小视的。

　　就如一个国家的政治与行政之区分类似，考察乡村政治，大致也可分为乡村的政治层面与治理层面，这是两个互有交叉但又各具个性的层面。政治层面，卷帙浩繁的研究大多将精力放在了政治层面的博弈与互动（乡村与国家政权）。而治理层面，更多的对乡村内部的一种秩序的考察。

　　现今大学生当村官为乡村治理层面带来了某种良机。处于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的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现在大学生们进入的正是这些机构，高素质优秀的大学生可以成为这些机构的中间力量，一方面可以提高这些机构的管理水平，比如科学致富、采用较为合理的管理方式、普及一些科技知识（比如网络技术等）。

　　另一方面，大学生可以成为一种引导村民进行合法合理的利益表达的力量。政治层面的村民自治至少让村庄按照民主的程序履行了选举，然而，自治其实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单独村庄的农民历来缺乏利益表达的机制和渠道，加之，现在农民的权利意识正在不断增强，所以必须有一个合法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来舒缓——这种“自下而上”显得非常必要。中央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也是对农民权利意识和自我实现增强的现状进行的一种适时反应。那么由大学生加入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为引导农民进行合法合理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学生当村官不仅提供了提升村庄治理水平的可能，而且，如果发展得当，还可以为基层民主提供丰富、健康的动力支持（农民利益表达的良性发展）。

　　不过，大学生当村官这个“试验田”能否最终达到各方的理想预期，仍需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1980年代，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历史使命感和发展迫切感，造就了一系列致富的明星村。那个年代在温饱话题背景下谱写的淳朴发展画卷，它仍带有某种集体主义的痕迹，一些致富的明星村的一村之长仍然以其个人魅力在村庄具有某种图腾崇拜式的威信和神秘。然而，现在我们关注乡村治理，不仅需要使村庄摆脱贫困，还需要良好的治理，需要将那种个人魅力式的治理的合法性，适时地转化为法理型的治理的合法性。这就需要在大学生当村官，将来成为一种常态的现象之后，能够有一套完善的机制来规范和保障，比如，对他们的考评，这个考评甚至可以考虑与该村庄的富裕程度挂钩；以及村民对他们的监督，等等。

　　此外，国家还应给他们做好村官营造更好的大环境，比如现实中创业资金的支持、简化繁杂的办事手续，等等。否则，为大学生个人提供的那些待遇即使令其很满意，也有可能使这份工作仅仅成为其跳板，长此以往，大学生当村官仅是在就业层面的一次动作，而不能真正升华为为农民为村庄带来福祉的境界。

　　媒体观点

　　《纽约时报》 （2月9日）

　　“中国制造”应改为“中国组装”

　　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却没能真正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利。据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商品中的60%是由在华外国公司生产的，而且“中国制造”并非名符其实的中国制造。

　　现在，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跨国公司把在其他地方制造的零件运到中国进行组装，中国实际上变成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环节中的最终装配站点。

　　“中国制造”带来的巨大贸易顺差使人们误认为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利不少，然而真正的赢家却是美国的消费者和其他在中国投资设厂的跨国公司，正是他们拿走了全球贸易利润中的最大份额。

　　分析家说，这种以最后组装地作为生产地供应方式会影响全球贸易数据的准确性，并且会使中国无辜地成为各国眼中的贸易威胁，比较合适的方法应该是将“中国制造”改为“中国组装”。

　　《华尔街日报》(2月9日)

　　泰国民主在喧闹中的偏离

　　泰国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喧嚣的政治边缘政策时代，这将威胁到该国初出茅庐般的政治民主。国内发起了政治联盟要求总理他信·钦那瓦辞职，引发了2月4日10万人上街示威，以渎职、利益冲突和滥用权力为由要求其立即下台。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总理真的被轰下台的话，泰国的政治的稳定及其将来将被置于风险之中。

　　反对者联盟表明，除非总理立刻辞职，否则决不罢休，似乎是把局势引向一个政治僵局，同时使政治的不明朗提升。在局势逐渐升温之时，可能会出现以下几个情况：第一，总理会力挽狂澜——就像他已经做的那样，加倍努力处理贫困并大力宣扬政府的目标，同时给公众的言论自由以打压。第二，他将自动辞职——这听起来很吸引人但并不可能发生，因为总理已经公开宣称他不会辞职了。第三，在民主方式下解散下议院，进行选举——这也是能保持泰国初生的民主成果的最可行的结果。一个协调和拥护宪法的选举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无论如何，反对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用暴动游行推翻一个民选领袖的行为，会给本国尚未站稳脚跟的民主带来长期破坏。

　　俄罗斯《消息报》(2月9日)

　　乌克兰——俄罗斯的首要利益

　　两年前当尤先科还未登上总统宝座时所狂热推行的，旨在让杜马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修正案，时值今日让他感到非常沮丧。这个原本用来对付库奇马的武器如今成了自己的绊脚石。乌克兰的选举法比俄罗斯自由得多，所以引发的关注和野心也就更多。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率，政客们使出了五花八门的政治手段：试图重修宪法或者派系联合，相互攻击。

　　由此引发了种种丑闻和尴尬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意味深长的一课。乌克兰不只是俄罗斯极力争取的民族利益范围，更是关系到切身的首要利益。两国唇齿相依，这位邻居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与否牵涉到俄罗斯的方方面面。选举出的新政府将制定出新的规则以建立新的经济政策。对于俄罗斯来说，至关重要的不是哪个人胜出，而是确保亲西方的势力不能得到胜利。

　　对待反对美伊战争的国家，美国采取了原谅俄罗斯，忽视法国，惩罚德国的做法。而在如今乌政坛纷繁复杂的竞选之争中，俄罗斯也应该仿效美国，分而治之，集中支持亲俄力量，忽视其他派系。因为本国的民族利益永远至上。

　　《华尔街日报》(2月9日)

　　崭新的美国—东盟贸易策略

　　中国近年来的年度贸易增长已达30%-40%了，与东盟去年的贸易高达130亿美元，比美国和东盟的贸易增幅的两倍还要多。其实，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关系并不那么天衣无缝。东盟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进口增幅远大于出口。而美国在此机遇面前所做的居然是讨厌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

　　时不待我。布什政府的贸易促进权将于2007年中到期，现在正是开始讨论替代办法的时候。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深化美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及投资框架协定（TIFA）。TIFA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此情况下，美国需要在战略层面上思考和行动，不仅容纳中国，更加要看到这个国家不断提升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力将成为地区繁荣、稳定的积极性因素。要让东盟和美国之间有更多的贸易，从而激励进一步的贸易自由。

　　《时代周刊》（2月13日）

　　美国科技实力仍为世界第一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仍然难逃信心危机的历史怪圈。1957年当前苏联把地球卫星送进太空时，美国人觉得天就快塌了。1980年代，当日本的各种电器大量涌进美国市场时，美国人又如临大敌。2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对自己的科技实力又产生了怀疑，因为其经济增长率落在了芬兰的后面。

　　尽管如此，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美国在知识产权和科学技术等领域的领先优势是巨大的，美国仍然是当之无愧的NO.1。众多的知名学者、专利发明、各类影响巨大的学术论文，以及诺贝尔奖得主，都从侧面证明着美国的实力。其中最根本的，还有美国科学界的自由的文化氛围，这也是推动着美国经济前进的动力之一，并且为发明创造和改革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科技创造的实质是一种主动、自发的行为。一个社会的创造力与自由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而美国社会正是追求着为人们的思想交流提供一个无障碍、限制最少的平台。在这里，各个民族与各种文化的融合创造出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音乐，还有伟大的科学技术和科学家们。

　　在这样的氛围下，匈牙利人创办了英特尔，俄罗斯人创造了Google，中国人带来了雅虎。科学界宽松自由的文化特质为美国的科技生产力、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智力保障。

　　目前，有人担心布什政府削减研发预算对国家实力的影响。然而，前苏联、日本，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失误正是由于过分相信科技创新必须要依靠政府作出全面的计划、提供充裕的资金，才能得到发展。

　　昨日与明日·许知远专栏·

　　一个皇帝的生活哲学

　　很有可能，是失败的小说家经历造就了杰出的历史学家史景迁。他写出了我们时代最漂亮的历史作品。他的那些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描述，山东一名籍籍无名的妇女命运的追溯，或是一群外国人如何在中国展开他们的冒险旅程，这些对美国人全然陌生的故事都足以登上《纽约时报》的图书排行榜。他的写作在这些故事所发生的国家内都激起了无限的阅读热忱，仿佛他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昔日时光。

　　在我读到《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时，清代的宫廷戏正以各种面貌拥挤在电视屏幕上。那些著名的皇帝与大臣们要么被庸俗化成市民形象，每天在不知疲倦的斗嘴；要么就戴上一副诡异的权谋面具，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血腥刺激……与此同时，关于康乾盛世的研究也越来越令人瞩目。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人构成的一个半世纪，是那个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在日渐紧密的全球化格局中她依旧卓尔不群，既保持了内部世界的安定，也在外部竞争中处于领先，欧洲最才智超群之士都加入对中国赞美的合唱中。随后中国的命运就开始发生悲剧性的逆转。三年前，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连篇累牍的探讨那个时期的中国政治人物的统治哲学，试图以史为鉴。

　　康熙无疑是这三个皇帝中争议最少的一位，或许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受推崇的统治者，能与他匹敌的可能只有唐太宗。试图从昔日的统治者身上获取领导的艺术，已变成了商业出版界大受欢迎的法则，以莎士比亚、马基雅维利、丘吉尔为话题的管理著作充斥着书店，康熙肯定可以进入这个行列，有关他的出版物上印上“东方管理精髓”这样的推销用语，事实上，史景迁迷人的“康熙自画像”正是《福布斯》阅读俱乐部的推荐书。

　　像所有领导者一样，康熙一生所要面对的个人内心世界与一个不断变化和扩张的外部世界的紧张感，他要警惕面对权力的侵犯与腐蚀，对抗生命中的不可避免的孤独感……

　　八岁时，他就享有无尚的特权。特权致力于将他变成一个抽象的人，“天子”这一称呼表明了他是上天和普通人间的中介者，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强调与别人不同，只有他可以用红色的墨水写字，他说出的话不能更改，他轻易地决定了他人的生死，他可以发起战争、也可以平息混乱……与此同时，他也被要求成为全国人民的道德与智力的表率，他不可以轻易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言行要合符一代代积累起来的教条规范。

　　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放纵与高强度的要求之间达成平衡。一代代帝王们为绝对的权力所伤，一些人成为残暴之徒，另一些人畏惧责任成为逃避主义者——就在一个世纪前，明末著名的皇帝万历与官僚阶层赌气而二十年不上朝。

　　从1661年到1722年，康熙漫长的61年帝王生涯却是由一连串个人与国家的胜利构成的。8岁时他继承了一个秩序仍很不稳固的新国家；13岁时，他开始亲政；16岁时，他以与其年龄不相衬的果断清除了鳌拜；19岁开始面对席卷了半个中国的叛乱，以惊人的冷静、勇敢平息了它；接着，他还收复了台湾，荡平了外蒙古与新疆，与俄罗斯签定了中国外交史上最后的平等条约……

　　在此期间，他六次巡游中国，留下大量诗词、书信与一份16页的自传，与天主教的传教士切磋天文学知识。他的任内见证了中国的人口倍增至1.5亿，疆土扩充到中国历史上最广阔的幅员。尽管为继承人而焦头烂额，但他最终的继承者雍正皇帝仍被证明是一个残忍却强有力的领导者，将他的政治遗产继续保持下去。

　　在权力问题上，极端主义情绪左右着知识分子。自从梁启超说出“二十四史非史也, 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后，中国历史就变成了一部专制史，流动的社会被想象成了铁板一块。但是，对于最高权力的迷恋从来未从普通中国人心目中消退过。于是传统政治要么就因为它是彻底专制而对现代世界缺乏精神鼓舞——它理应被抛弃，要么就变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的弹药库——它蕴涵了中国的所有秘密。

　　只有放在漫长的政治传统中，我们才可能更好的评价康熙的贡献与缺陷。帝王与庞大的官僚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帝王是世袭，而官僚组织则由使用同样高雅语言的精英阶层所构成，尽管精英阶层的成员是流动的，但他们信奉的儒家意识形态体系却是始终不变的。

　　政治具有吞噬一切的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都难以与它抗衡。由皇帝与官僚们构成了单一的自足体系，他们拥有自己的衡量体系，而丝毫不受社会因素干扰，决定官员命运的不是公众，而是皇帝与其他的官员。这种政治生态酝酿出封闭的、单一的政治精神。

　　于是，个人的自我约束、自我省查、自我驱动能力，就变成了这个政治体系的主要依靠。它无法防止整体制度的崩溃，却可能成就一些卓越的个人，他们依靠不懈的内在的修为而获得独特地位。变革的驱动力必须来自于最高政治阶层，如果时机恰当，一位天资甚高的皇帝与时代情绪恰好相符，那么他的权力将转化成成绩斐然的行动，他的智慧不会浪费在与社会的讨价还价里。

　　康熙正是这样一种皇帝。在史景迁充满想象力的描述中，康熙则几乎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式的现代人，正是他对个人提高的可能性的不断追逐，造就了一个繁荣年代。

　　他内心的开放性使得他愿意接受各种影响。他对于汉语、儒家典籍的兴趣，使得他拓展了满族文化的狭隘心理，在人口统计学、传统资源都明显处于劣势的满族人最终巩固了对庞大中国的控制。尽管天主教徒遗憾于最终未能劝说他改信上帝，但这个皇帝对于科学知识的探索令他们自己都备受感动。

　　他的自我克制则更为少见。尽管生育了56名子女，他却很少把时间浪费在床上。冷静一些时候变成了难以参透的冷酷，当他在病重期间，听说他的继承人及身边的人对此深感高兴，他抑制住了自己的愤怒，只有在医生说动怒已不妨碍他的健康时，才决定处置这些人。

　　他用无限的好奇心来对抗可能的厌倦感，他注意潮水的涨落时间，为什么腐烂的树会在夜里发光……他也不满意任何既有的答案，耐心的观察赋予了他一种特别的洞察力。

　　他的理性主义渗透在他的统治之道与日常生活中。他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自己，而不是不可测的力量，史景迁甚至为他想象出这样的内心独白：“我们的幸福由我们自己追求。”有时候，他也喜欢吹牛，他号称自己一生杀死了135只猛虎，20头狗熊，25头豹子。

　　他很早就意识信息的重要性。他致力于让自己成为一个信息的中心，他拓展个人与广阔的社会之间的联系，一次次巡游、与地方名流与普通百姓的谈话，使他了解更真实的世界。他提高了情报传递的速度，尽量消除地方官员与皇帝之间的距离。

　　康熙的所有努力，最终使一个专制体制获得巨大的生机，这种生机因为接下来的两代继承者的努力而到达巅峰。但这种个人的能量与创造力不可能激发起整个社会的呼应，他的后代统治的国家印证了人类学家柯瑞伯的判断：“当那个模式里头全部的可能都被察觉到的那一刻，价值的极点就已达到了……当其机会，或者说可能，人为发挥极致的时候，这个模式可以说是完成了。”

　　但在史景迁这本薄薄的作品里，我们看到，或许历史剧的宿命早已决定，但这不妨碍剧中人自创出精彩的一生。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