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遥县原木材厂在1994年经县计委批准立项、县建设局核发建筑许可证，组织职工集资修建了48.5间门面房，承诺使用期为40年。但2002年平遥县财政局将其“确定”为违章建筑。此后，木材公司改制成立宏源公司，对门面房进行拆迁并据县财政局的“确定”文件将拒迁户诉至县法院，“违章建筑”一说得到法院支持。拒迁户在提起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后，向县法院递交了诉讼申请，请求判决撤销县财政局的“确定”文件。(《中国青年报》2月9日)

　　公司方提起诉讼，拒迁户提起行政复议继而也递交了诉讼申请，双方都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场纠纷，是这件事的正面意义所在。行政权、司法权从始至今的介入，也表明这件事并没有超出法律的范畴。但是，荒唐到违章建筑竟然由财政局认定，不得不让人对这件事的“法治含量”产生怀疑。

　　什么是法治？西方学者福勒在其著作《法律的道德性》中反其道而行之，总结了不是法治的八条要素，即不定例规则、规则不公布、规则溯及既往、规则无法让人了解、规则相互抵触、规则规定了人力所不可能达到的事情、规则变化频繁、规则在实行上有出入。这八条原则的反面，就是现代法治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

　　用“福勒八条”来考量平遥拆迁事件，会发现许多方面不幸被福勒教授言中了。首先是不定例规则。所谓“不定例”是指每件事情临时地、个别地加以决定。平遥这个违章建筑的认定，当是一个典型的“不定例”。职工集资建房，而非财政拨款，与财政局何干？即便是财政拨款，认定是否为违章建筑，也应该由规划部门来进行。行政越权所导致的不定例，对法治害莫大焉———本来在某件事情上老百姓只需遵守某一方面的规定，却要接受不同部门意见不同的行政监察，甚至是就事论事，哪个部门都可以出来发号施令，令人一头雾水。

　　其次是规则相互抵触，并且变化频繁。集资修建门面房经平遥县计委批准立项、县建设局核发建筑许可证，承诺使用期为40年，但是10年刚过，就成了违章建筑。不过10多年的时间，政府部门以及法院的判定截然相反，让集资建房以及后来买卖门面房的人无所适从。这是法治的大忌之一，因为人们面对变化频繁并且相互抵触的规则，不能够通过预先准确的选择来设计自己的未来生活。

　　再次是规则不公布。建房伊始所办的许可证等一套资料，原木材公司一份，县建设局档案室留存一份；包括后来县财政局的红头文件在内，职工都没看到。这本身就是规则的不透明。更蹊跷的是，在诉诸法院之后，宏源公司不肯拿出那些档案资料，而建设局留存的资料却找不到，不公开的规则几乎相当于原来的规则都化为乌有。

　　平遥拆迁事件所反映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深思，它告诉我们，在法治化的进程中不只要增强社会主体和公民的法律诉求意识，还应该不断调整和改善与法治精神不相符的规则、观念，让人们能够通过法律规则来设计自己的未来，并在这个框架中不受打扰。惟其如此，才能不断提高法治的成色和效率。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