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珠三角，一些工人在各个不同的工厂里学到各种技术，然后走出工厂成为“临工”。他们哪儿工资高往哪儿去，干完活儿就拿钱走人，由此带来的自由和闲暇，有了对工作的选择权。而随着大批熟练工纷纷跑出工厂成为“临工”，还出现了“专业临工集团”。(据2月13日《中国青年报》)

　　“临工模式”的出现，是不是就意味着在劳资博弈下，“劳方”获得某种“胜利”了呢？

　　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尽管说“临工”有了所谓的“接单自主权”和“自主休息权”，尽管说“临工”与工厂工人相比，完成相同的工作量，获得的报酬可能较高。但是，在我看来，在利润分割的过程中，“临工”仍然处于利益链的最末端，甚至，他们极有可能遭受来自“老板”与“临工头儿”的“双重盘剥”。

　　“临工模式”从另外一个侧面折射其所处的“囚徒困境”。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等等。那些“临工”都是工作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工人，他们之所以要从普通工人中分化出来，显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自身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他们创造的劳动力价值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这实际说明，在利润分配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让工人处于被动与无奈的地位。选择“临工”，就是基于这种被动地位的另一种无奈选择。

　　“临工”们表面看来有了所谓的工作选择权，其实谁都明白，他们出来就是为了工作和挣钱，自由和闲暇根本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临工”是个体自由作业，一旦出现利益受损，或是遭遇工伤之类情况，他们维护自身权益将会随之变得更为困难。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那些“专业临工集团”呢？显然，由一些“临工头儿”和他所能调遣得动的“临工”们组成的“临工集团”，本身不可能具备工厂的硬件设置和人才培训机制，他们不通过培训，不付出成本，不承担社会福利，就能支配和使用这些工人。这一方面意味着，许多工厂变成了“临工”的训练场；另一方面，也说明依托于“临工头儿”找活干的普通“临工”，只能无奈地接受被资方与“临工头儿”双重盘剥的命运。显然，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能是在增加劳务就业市场的不平等。

　　“临工”的未来是不可预期的，甚至并不乐观。我更愿意将“临工模式”的出现，视为是当前劳务就业中出现严重不公平与不平等的信号，视为是当前工人对自身不公平命运的一种无奈反抗。它昭示着我们，必须通过相关制度的变革，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社会和谐。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