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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海鹏
作为“深圳派出所悬挂横幅歧视河南人”一案的原告，任诚宇和李东照两位律师“打赢”了这起全国首例地域歧视案，却也留下了很多遗憾。
２月初，郑州市高新区法院对外宣布，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被告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向原告任诚宇、李东照赔礼道歉，原告对被告表示谅解，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让二原告遗憾的是：法院没有进行明确的司法裁判，没能为以后的地域歧视案件留下一个具备参考意义的判例；这个官司没有引起最高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注意，打完就过去了，意义被忽视了。
“我想河南省各部门的官员在心底里一定是支持我们的，毕竟他们都是河南人，”任诚宇说，“不过确实也有这样的情况，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承受了某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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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高新区法院院长郑水泉两次婉拒了本报记者的采访，称自从去年夏天起，他就没再就此案接受过采访，“请你理解，我们不便接受采访。”他也不愿意解释何为“不便”。
在河南，政府、媒体两个层面上的“反歧视”和“反妖魔化”行动，至少已经进行了５年之久。而在民间，类似任诚宇和李东照打官司的各类行动，则正在成为河南反歧视的第三条道路。
地域形象，５年重塑
去年１２月，河南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一轮名为“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大型主题宣传活动，“集全台之力”，宣传河南山水、古都文明、河南文化等内容。作为策划人，这家电台的台长赖谦进对本报记者表示，她并不关心河南人被歧视的事情，因为那是无聊的人的无聊做法，“根本没必要在乎”，这一宣传活动的目的是树立河南的形象，树立河南人的形象。
在这个节目的开播仪式上，河南省委副书记王全书则提到，他希望这一节目“帮助河南人民重新树立自信心”。
树立河南形象，至少在２０００年开始就已经是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６日，陈奎元从西藏调任河南省委书记。在《河南求解》一文中，河南当地的记者写到，陈奎元在深入调查后说：“河南的形象问题不抓不行了，我们这届班子，如果能把河南的形象树立起来，就是对河南人民最大的贡献。”
刘长青，河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效能监察室主任、河南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办公室副主任，曾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回忆说，２００１年底河南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内一些大型企业的老总和一些市县领导对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的呼声强烈。当时的省委领导对此十分重视，于是在２００２年河南省委全会上正式决定开展经济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河南的反妖魔化行动始于民间。２００１年，通过出版书籍、发表声明等，一些来自河南的名人、作家颇有声势地试图阻击“妖魔化河南人”的潮流。当时河南省官方更愿意起到应和的作用，省政府官员也曾出面宣称“河南人不容被妖魔化”。
令官方不得不重视的是，河南的形象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尤其是招商引资进程。２００２年因此被河南省定为“优化环境年”，一系列举措随即启动，力图标本兼治，使全省企业经营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这年４月１１日，河南省经贸洽谈会在郑州召开，这是河南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涉外经贸盛会，与会外商达１８００余名。有关官员表示，此次洽谈会展示了河南形象。
这年１２月，李克强接任河南省委书记，他更注重内部整顿。刘长青说：“克强同志当时要求我们关起门来自己整顿，让别人来感受河南变化。”
２００４年底，徐光春调任河南省委书记，其广电总局原局长的背景，恰好为此后河南省委引导舆论、扭转河南形象的努力形成了新推力。
徐光春注意到了利用外资额与地方形象之间的关系，他在《河南日报》撰文指出，河南外贸依存度只有６．２％，大大低于全国水平；实际利用外资仅占全国的１．４％，与河南省ＧＤＰ占全国６．４５％的现状很不相称。
跟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很多优秀的河南人都会受到普遍性的尊敬。作为中国普通公民的良心的象征，高耀洁教授为艾滋病人的奔忙为河南人形象增添了人格光彩。作为公安局长楷模的任长霞，其“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身体力行，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早在河南人被妖魔化最烈的２００１年，人们就知道河南人张宪礼因抢救落水儿童而溺死在三门峡。不过，近一年多来，媒体对来自河南的先进人物的报道才蔚为大观。
去年２月，徐光春在网上看到温州的河南籍打工者李学生为救两个孩子而命丧车轮的消息，立即批示河南媒体进行报道。他也亲自到李学生家里探望。随即，河南省有关部门发掘出了张尚昀、靳伟杰、高增玉等一大批感人的高尚事迹，河南电视台、《河南日报》、《大河报》、《郑州晚报》等几十家媒体连连出击，掀起了一次次为河南人正名的浪潮。
热潮蔓延至省外和中央媒体，至今不衰。在新一届央视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中，河南一省就占据了两席。三次跳进大浪中救人的魏青刚，艰辛扶持、关爱捡来的妹妹、乐观向上的洪战辉，这些普普通通的河南人再一次以河南人的新形象感动全中国。
被妖魔化１０年之痛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新斌正在参与“中原文化”的专题研究，在他看来，河南人的集体性格由历史和现状两方面共同作用而形成。“河南人勤劳朴实，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他说，“不过由于长期浸淫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氛围中，河南人的官本位思想会相对浓重一些。其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性弱点，不能只算到河南人的头上。”
同样就职于河南省社科院的学者袁凯声，则把河南人的集体性格描述为“斑驳陆离，包罗万象”。他曾向河南省社科院提议拍摄一部展示河南人文化品格的专题电视片。
与这些温和理性的探讨相比，外界的争论就显得激烈而无序得多。在网上言论中，很多评说河南人的用语简单、随意而残酷。作为“自卫反击”的一方，河南网友除了以“忠厚勤劳”自辩之外，大多只能反过去痛斥外省人的种种劣行。
在河南作家二月河看来，总有一些“无聊”的人试图钉牢河南人的负面集体性格。这让他很生气，“只有畸形心态的人才这么做！”
徐光春对河南人的集体性格持肯定态度：“河南人勤劳、勇敢、能吃苦、包容性很大、不排外，几乎所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河南人当中都有深刻而具体的体现。”
河南省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对于河南人“信誉差、自私自利”等等批评，虽不无某种事实基础，但是过分夸张，实际上是以偏概全，并不客观。
诋毁河南人的最早年代则无从考证。一个不无恶意的传说是，当年每当陇海线的火车进入河南，列车员就会提醒乘客“列车已驶入河南境内，请广大旅客提高警惕”。而嘲弄河南人的“段子”大规模流行，则开始于１９９０年代中期，针对河南的地域歧视由此开始明确化。
现在在北京惠新市场卖菜的吴敬芹对歧视深有体会。由于讲一口浓重的河南话，她和家人有时会遇到麻烦。“人家要是有点儿不乐意，也不骂你，就说一句‘你是河南人’，这就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我们算是最辛苦的人了，别人来买菜，我又不夹烂的，为啥一开口说话就要受人歧视？”她说。
“在全世界各地，地域歧视都存在，而且都是一种极其不公平的东西，既然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那么河南人还有什么必要抬不起头来？”河南大学人文地理学教授苗长虹说。
凭借小说《２１大厦》，河南籍作家周大新完成了一次对新富地域的批评。对歧视河南人的现象，周大新充满了草根式的激愤之情。他承认，自己在写其中一个段落时哭了。
嘲弄河南人在过去１０年中演变成了一种集体狂欢，人们进入佯醉状态而避免了道德责任。对于河南人来说，这种伤害是不可原谅的，尽管相当多的人一旦走出嘲弄的声场又会重拾彼此尊重之道。
在北京的一些办公室里，河南籍的员工也会遇到批评。北京一家报社的河南籍记者林丽（化名）说，这些批评包括喜欢利用潜规则、说话不够坦率等等，“对于一些河南人，我的感觉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和谐”才是关键词
直到现在，从事中原文化研究的张新斌仍能在一些河南省内的会议上听到“改善河南人形象”的论题。他往往会提出一条比较温和的意见：随着河南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这一情况会自然改善，一切都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插曲而已。
去年３月，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河南省省长李成玉说：“怎么样改善河南的形象？我现在就是认准了，就是实干。外面说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据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河南人的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良好时期。张新斌则表示，河南省的文化建设也在比较坚实地进行着。人们注意到，随着河南新形象的重塑，河南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迅速。去年河南ＧＤＰ增速创近１０年来新高，并成为全国第５个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省份。
这位学者与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河南籍学生张海强的看法不谋而合，都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是一个客观规律，是河南形象改善的希望所在。不过他们也注意到，经济发展要与医疗、教育、治安、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同步。“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是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地方应该综合发展。”张海强说。
有时候，他深感“国民性”的重要性。在他的河南籍同学中，有一些人感觉到外界的压力而回避自己的身份，对此他表示理解但是不能接受，甚至于这衍生了一种属于他个人的新的“歧视”：“我不讨厌歧视河南人的人，他们只是狭隘，”张海强说，“我最讨厌的是不敢承认自己是河南人的河南人。”
河南人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特别穷，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河南在３１个省份中排名第１８位。不过在一些学者看来，即便不是“最穷”，穷也仍旧是个问题。学者朱学勤认为，只要有地区发展不平衡，就难以最终杜绝地区歧视。
他的意见是：“发展不能仅限于经济，应该包括文化。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不是改造‘国民性’，而是实施实实在在的教育机会平等；还应该包括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中最重要一环是司法公正，在最终克服地区发展不平衡之前，首先要做到也可以做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民间改变河南人形象的众多谋划中，最具想象力的是“河南特区”的构想。这份构想中的一句话颇为动人：如果最受妖魔化的河南省和河南人的问题能够解决，整个中国的问题也将会迎刃而解。
对于这句话本身，张新斌颇有共鸣，“河南人就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如果国家的‘中部崛起’政策见效，解决了传统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河南的问题，那么整个中国也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河南人就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的意思是，河南人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中国国民性的浓缩版。二月河对这种说法表示同意，在中国，大家应该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诋毁。他说，“对我们来说，各种进步都需要，尤其需要好的教育。”
去年４月，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来河南工作首先关注的还是经济问题。首先把河南经济发展起来，腰杆子硬起来，这是第一任务。同时也要注意，加强河南的人文建设，加强河南社会发展，通过我们河南自身和谐社会的建设，来逐步改变外部一些人对河南的误解。
在旅美作家林达看来，河南省外的人们也需要自我教育——在反歧视方面，中国国民还有长路要走。“人们的歧视观念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林达说，“而反歧视却是达到一定文明水平之后的理智反省。”
在张新斌看来，关于河南人被妖魔化的诸多说法中，无论是“流民心态论”、“儒家文化积淀论”，还是“贫穷论”，最终都会落实到河南人是否遵守游戏规则的层面上来。另一个问题是，何种反歧视的方法更适应于当代生活？任诚宇相信，用法律和司法系统维护社会秩序会非常有效。张新斌则认为，建立一个良好的信用体制才会形成诚信社会，因为它的本质是监督，而非空洞的“教化”。
在任诚宇看来，他与同伴之所以决心打地域歧视官司，就是因为诉讼也是反妖魔化的方法之一，只不过与政府、媒体的两种反妖魔化有着路径上的不同。“法律有警戒意义，也有教化功能。”他说，“我们至少可以通过这个官司明确地告诉公众，地域歧视就是违法。”
这“第三条道路”被民间舆论认为是“先进的法律手段”，更具有“政治文明”的色彩。任诚宇和李东照本来希望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比如通过案例，催生一部“和解与反歧视法”。任诚宇解释，“一部好的法律可以解决任何其他途径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个目标还有些遥远，不过任诚宇很有信心。“我们必须现实一些，”他说，“在政治文明的道路上，我们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孙可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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