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情况下，王安石不怕世人反对进行变法，其富民强国的目的不容怀疑。他不是那种以变法为名博取名利者，也不是那种“公私兼顾”的改革者。但是他的改革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同样为国为民者的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重要的原因是变法的动机与效果不一致

　　也许是年轻时读过一些抨击王安石的文章、小说，也许是对苏东坡、司马光诸君太崇拜了，我对王安石的印象一直不好。以后年长一些，明白了看待历史人物应该看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像列宁这样的革命导师都在称赞王安石的改革，我也不该对王安石有偏见。但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苏东坡、司马光也是一心为国的正人君子，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利国利民的改革？君子之争不会是由于私利或个人义气，其原因又何在呢？

　　近日闲来无事带这个问题“活学活用”地去读书，终于“立竿见影”地有了效果。尽管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不注意生活小节，性格又怪点，但无论从个人操守还是文才来看，都应该属于英才之列。在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他不怕世人反对（“三不置”精神）进行变法，其富民强国的目的不容怀疑。他不是那种以变法为名博取名利者，也不是那种“公私兼顾”的改革者。但是他的改革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同样为国为民者的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呢？

　　毛泽东主席曾精辟地论证了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动机与效果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效果不好不能说动机是好的。如果一个人想为别人赶走头上的苍蝇，用棒子去打苍蝇，把人打死了，能说动机好吗？王安石读书破万卷，但这点道理没弄明白。他提出并实施了不少变法措施，可惜动机不错，效果并不好。

　　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青苗法，即由政府以低于私人利率的利率向农民贷款，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王安石在当地方官时这种作法效果不错，在陕西推行时也颇受欢迎。但当推向全国时，却引发了灾难性后果。各地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上级下达的任务是要全部贷出去，并完成百分之二十的增值。有了硬指标，官员们就要用硬手段。他们根据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之分为不同等级，各自要承担不同的贷款额度，而不论你是否需要。同时，为了保证还贷，又让富户与不同等级的农户结为利益共同体，由富户提供担保或抵押。青苗法实行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农户纷纷破产，连富户也无法幸免。这岂不是祸国殃民吗？

　　均输法与市易法目的在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对百姓的垄断与盘剥。但这项政策的实质是用官商代替民商，岂不知官商比民商更坏。一来民商之间还是有竞争的，垄断程度和能力有限，盘剥程度也有限，但当国家垄断了市场、货源、价格时，其盘剥的对象扩大到民商和百姓。

　　在这种新法之下，政府官员控制了批发与零售业务，普通商人无论大小要做生意先要经过官员的几道审批关口。交易费用由于贿赂官员而大大增加了，物价上涨不说，许多商人无法经营下去，工商业凋零。除了掌握交易权的官员致富之外，对整个社会和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

　　再如免役法，用交钱代替差役，而且原来享受免役待遇的官户、城市居民、女户、寺观、未成丁等也要交纳助役钱，只有城市六等以下、乡村四等以下贫困户享受全额免纳的优惠。又规定在定额之外，各路、州、县可带征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免征备用。这个法看上去很美，可以减轻农民负担，使他们专事生产。但在执行中，不少地方官把贫困农户提高到四等以上，城市贫民户提高到六等以上，让穷人也交免役钱。因为确定贫困户等级的权力由官员掌握，当然可以说你不贫困就不贫困，贫困也不贫困。何况，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宽剩钱又为官员任意增加免税钱的征收开了一个合法的口子。结果免役法引起富人和穷人的一致反对。

　　任何一种新法，甚至总体上利大于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都可以成为官员鱼肉百姓的口实。王安石的变法的确增加了财政收入。

　　实行数年后，全国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史书评论“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但这种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难以持续，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仅仅是财政收入增加，又有什么意义呢？

　　王安石与苏东坡、司马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于王安石看到的是自己的动机绝对崇高，财政收入也增加了，而苏东坡、司马光看到的是新法执行的种种问题及实际社会效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截然不同，矛盾当然无法调和。

　　王安石的变法最终失败了，其原因除了遭到上层官僚集团顽固的反对之外，重要的一条是在执行过程中的扭曲。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

　　政策在执行中违背了初衷，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今人在评论王安石变法派和苏东坡、司马光反变法派之间的是非曲直时，都认为，反变法派中都是一些君子，而变法派中除了王安石之外尽是一些小人。王安石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持，只好找那些急于上进的新人。这些人不仅缺乏经验，而且把变法作为进身之阶，参与变法动机就不纯。王安石的重要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向、蔡京、李定、邓绾等，都属于人品不正者，其中绝大多数以后进了《宋史》的奸臣传中，其中蔡京之臭名，大概没人不知道。用一些人品不好、胸怀私心的人进行变法，再好的设想也没用。

　　从更深层次来看，封建社会的官场腐败是必然的。“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他们当官的目的。大宋王朝从上至下都烂透了，靠这样的官员去实施新法，新法只能成为他们的又一条生财之道。任凭王安石有几不畏，也无法改变这种官场现实。可惜王安石在制定新法时根本没考虑到这一点，把官员都想象成像他一样为国分忧、为民请命的清官。

　　历史上的改革大多失败了，变法者下场也不好，这是封建社会的腐朽性决定的。变法毕竟是要巩固而不是消灭封建制度。这就注定了变法与变法者的悲剧结局。（作者为清华大学E MBA特聘教授、电子邮箱l ianglic＠sina.com）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