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我们如果只是着眼我们的周围，也许不足为奇，譬如我们身边几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失业失学，在街上无所事事，这算不了什么。可当我们用全局的眼光着眼于国家未来，就会觉得这不是个小事。

　　不妨来看这样一个数字：据统计，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中以下毕业生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高中以下毕业生每年保持在1000万左右的规模，其中2004年至2007年的各年会超过1100万。农村毕业生目前占45％左右，镇占35％左右，二者合计占80％左右；城市占20％左右。每年进入新失业群体的高中以下毕业生失业数量在2000－2010年间基本上维持在200万左右的规模。农村的失业者数量仍然最多，占45％左右，镇占35％左右，二者合计占80％左右，城市占20％左右。由此可见，新失业群体问题在城市和农村的重点有所不同。

　　分文化程度来看，高中以上学历新失业群体主要集中在城市，更具体地说，城市新失业群体问题就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而高中以下低学历新失业群体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和镇，其中，镇的问题呈现出逐渐加重的趋势。如果考虑到这群高中以下毕业生可能在三四年内都无法真正就业，则这一阶层失业人员的数字将高达800万。

　　与此同时，一份来自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内，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可以说，这批高中以下低学历失业大军的存在，已直接威胁到了我们社会稳定，成为我们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暗礁隐患。面对这样的局势，我们有理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对不能升入高中的这一庞大群体的人生空白，我们的社会当用什么进行填补？

　　思路不外是：一是建立大量工厂或企业，容纳这批青少年。可问题是：首先，从客观上说，国家就业形势严峻，不可能提供这么多的就业岗位。其次，从主观上看，这批新失业群体主要以初中毕业生为主，无论从身体发育还是从能力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上都处于劣势，无法顺利就业。最后，其中还有许多16岁以下，按我们国家规定是不能从事生产活动(一旦从事就属于“童工”)的少年。所以，可以断言：靠建立工厂和企业来填补这批青少年的人生空白，是一项可望而不可及的纸上谈兵。那么，剩下的惟一渠道就是把他们再送入课堂——适当推迟初中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提高其就业能力，然后再行就业。

　　这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最坏的学校也胜过最好的监狱，在青少年人生观形成最关键的时期，我们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为他们奠定以后顺利进入社会并成为社会有用人才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而一旦错过这个事半功倍的时机，以后再想对其不良思想习惯进行矫正，那只能是事倍功半。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才有“多一所学校，就少一所监狱”的名言。

　　为此，我们可以考虑把城市义务教育提高到高中阶段，同时扩大城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规模，鼓励这些学校招收农村初中毕业生。

　　为达此目的，我们必须改变办学思想和模式，走群众路线：通过向社会各阶层广泛集资，鼓励民间办学热情，与此同时，降低办学门槛，实行最大可能的准入条件，让各种性质的学校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有人也许会担心：降低办学门槛开放准入条件可能会导致教学质量下降，不利于人才培养。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从理论上讲：量变是质变的基础，质变是量变的结果。我们只有先在数量上放开，使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方面可以让适龄青少年得到必要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另一方面，也才可能形成竞争，优胜劣汰，逐渐产生一大批真正有质量高水平的学校。

　　从西方教育史来看，降低办学门槛，大规模的举办全民教育，可以说是国家强盛的不二法门。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总统林肯发布的第一条政令就是全民学习，要求每一个农民学习农耕知识，结果，在十年内，美国迅速从以往十个农民养活一个成年人的传统社会转型为一个农民养活十个成年人的现代社会。二战后，英国大量复员军人的出路是做码头工人；与此同时，美国复员军人却源源不断进入大学，结果两个国家实力拉大，以至不可相提并论。最新的例子当然是克林顿教育救国的例子：在克林顿时期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强调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尤其是教育危机。知耻近乎勇，美国全社会进入又一轮以学习电脑为主要内容的全民学习阶段，结果是全民普及电脑，诞生了像比尔·盖茨这样的新世纪经济强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只有学习先进国家在全民办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抛弃落后陈旧的教育理念，才能化解危机，使教育真正成为我们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和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