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所被国家发改委点名教育乱收费的院校一半“喊冤”，这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奇怪。这两天网上的评论和议论铺天盖地，本以为在这么激烈的舆情压力下，他们会选择集体认错，或者集体抗辩。

　　近几年来，教育乱收费一直在中央政府的“治乱风暴”中顶风疾行。有鉴于此，华南理工大学、河南师大的坦然认错、自纠，以及南昌、沈阳两地教育行政部门的迅速反应与表态，多少让人在对中国教育的一片忧心中感到几许欣慰。试想，如果他们都像南京审计学院那样指责发改委“胡扯”，学太原教育局般称发改委“误判”，我们该怎么办？

　　细细琢磨喊冤者的话，我们发现其潜台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情况:社会长期发展目标与地方行政利益背离，地方财政实力不逮中央政策要求。教育之病，其根不在教育体内。近年来教育问题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这个急剧转型国家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会最终反映为对学校教育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也在频繁地与其他问题、需求发生冲突。

　　众多人士早已指出，中国教育最为人诟病的乱收费问题，祸始于“失范”的教育产业化道路。今天，我们要大声疾呼的是，在一个缺少社会良心追问和制度约束的发展路径上，教育界正迅速演化为一个强势的利益集团，并出于自身利益优化的目的日益从社会总体关系中疏离出来。在这样的关系框架中，乱收费是逻辑的必然。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失虑与制度设计缺失所造成的诸多问题，深层的原因在于教育在和其他社会需求竞争资源的过程中失利。一方面，国家对教育的总体投入数年来处于低位水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缺少刚性约束的情况下，截留中央财政对教育投入的现象异常普遍。身为政府官员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敢于直言教育乱收费之病病在政府，不仅见胆，而且见血。

　　地方政府抽教育的血，不仅短视且必定视乱不见。此次南京审计学院、太原五中、西安美院和奉化中学不约而同拿地方政府政策以及地方“实际情况”说事就是明证。这也提醒我们，面对繁杂的地方情形，根治教育乱收费的顽疾，非中央政府一个或几个部门可独立负起的重担，公众无谓在此图一时之快:如果仅仅依靠发改委的检查、曝光，如果相信撤几个校长的职就可解决问题，教育的病还会继续伤我们的心。

　　据相关统计，目前中央财政承担全国教育投资的9％，省级财政承担13％，合计只有22％，而国家投入的9％大部分进入国家直属大学，省级财政的13％大部分进入省属大学和部分中学，剩下的绝大部分投入需求下达到下级财政——市县财政，但教育资源的扩充显然不能依靠市县财政。

　　研究表明，地方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78％下降到2003年的45.4％。然而地方财政承担的支出责任则几乎没有变化，仅从1993年的71.7％下降到2003年的69.9％。收入和支出责任之间巨大反差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持续增长。据统计，截至2004年，地方政府债务至少为1万亿元，而且绝大多数属于隐性债务。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的一个政策选择就是不切实际地把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教育，就是其中之一。试想，一个把教育像甩包袱一样推向市场的地方政府会如何阐释产业化，又将如何规治这个为自己分忧的产业？

　　为了教育，社会各界乱开出了很多药方，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动的手术亦不少，可惜乱收费就像久经疾风吹打的劲草，总是在一波波的扫荡后顽强重拾长势，这又是为什么？看来，我们必须放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开一张大药方，而且也不能只在教育部自家的药房里抓药了。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