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世玲 范利祥

　　北京、合肥报道

　　2006年一号文件如期而至，目光仍然聚焦“三农”。

　　2月21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深刻、全面、操作性强。”21日晚，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风尘仆仆赶到省城合肥的王家华，看到“一号文件”后，连夜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王家华是安徽省政协委员，滁州市第一家民营集团公司——安徽通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小岗村名誉村长。

　　2月22日上午10时，中央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中共中央2006年的“一号文件”，也是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为指导农业、农村工作连续发出的第3个“一号文件”。

　　“新农村”不等于“新村庄”

　　关于全面、系统地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构想和政策体系已经呈现出清晰的轮廓。

　　“现在到处都在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该怎么建？模式不定，说法不一。‘一号文件’指明了方向。”农业大省安徽省政府一位分管农业的官员对本报记者说。“让农村强起来，新农村才是真正的新农村。”

　　“一号文件”从多个方面阐述了“做强”新农村的指导性原则。其目标则明确为实现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继续推进。

　　2月22日上午，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李炳坤向本报记者分析，“新农村建设是从整体上考虑‘三农’问题。”

　　同一时刻，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马晓河，在回答网友的提问时也表达了对此相同的理解，“今年的一号文件是中央解决‘三农’问题全面、系统的战略思考。”

　　他进一步分析，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三个一号文件各有侧重。2004年的一号文件是把农民收入作为主体，抓住农民增收，提出一些惠农政策。2005年一号文件是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体，提出一些支农政策。但这两个文件都侧重“三农”问题的某一个方面，而今年的一号文件是支农、惠农政策的一种综合。

　　对此，陈锡文的说法则是，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是全面、系统、完整的，不能片面地理解为是单纯的新村庄建设。

　　从“少取”到“多予”

　　“今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要转向农村，这个意义非常重大。”马晓河从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可以明显的体察到一个信号，“中央从公共财政里不断的向农村增加投入，意味着国家政策从过去的‘少取’转向‘多予’。”

　　陈锡文说，2006年，中央政府为了农村税费改革给予基层的专项转移支付为780多亿元，省、市两级政府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预计为250亿元，两项合计超过1000亿元。

　　马晓河认为，财政支农力度最可量度的政策是，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并写入一号文件的“三个高于”政策。即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类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资金要高于上年。

　　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背景下，一号文件显示出国家在对“三农”的“多予”方面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有关专家分析，这些“多予”措施，意图在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投入机制。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则是解决新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资金匮乏的根本途径。

　　“今年一号文件里最明显的亮点就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马晓河称，他认为，今年一号文件在金融体制改革新突破，首先是界定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等机构功能。另一个特点是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

　　“多予”更多的体现为财政支农力度上的决心。然而，新农村建设单靠中央财政“输血”还是远远不够的。农业产业化，实现“造血”功能，新农村才有出路。

　　在正在召开的安徽省“两会”上，安徽省人大代表刘明平提交了一份提案——“发展农业合作经济，健全农业的产业化组织体系。根据刘明平自己的调查，安徽广德县、萧县等地农民加入合作经济组织之后，收入增加达到20%以上。

　　相对政策制定者的激情，学者们对新农村建设保持了更多的冷静。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再提醒要谨防新农村建设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不要光侧重从技术、策略层面讨论新农村建设。”

　　贺雪峰认为，应该从增加农民广泛福利的角度来打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站在农民的角度来看，构成农民福利和满意度的，绝不只是收入的增加，而是与他们主体感受有关的各个方面，比如政治社会地位的感受、人际关系的改善、文化生活及其对生活价值的体认等等。”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