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与小布什时代中美经济关系比较克林顿时期，两国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双方领导人的政治远见。目前中美经济中的政治因素仍不时显现，但更多的是经贸关系反过来起到了政治稳定器的作用

　　1997年，克林顿总统任期第一年，中美贸易额达到了490亿美元，比起1979年的24.5亿美元，19年里增长20倍。而且在这个时期，急需外汇的中国外贸盈余主要来自对美出口。

　　在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美国向中国开放其广阔市场的做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并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发挥了重要的杠杆作用。

　　这一经济关系对美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稳定了美元币值，增强了美国政府负债运作的能力，为美国民众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为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重要条件。

　　屈从到独立

　　在克林顿任期内，中国成为了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的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则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尽管在这段时期，美国国会每年对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进行重审，两国间的政治问题曾一度严重干扰了经济关系，使经济关系政治化。但从总体上看，中美经济关系基本处于互利互补、交互融合的状态。到了小布什时期，中美经济关系终于突破屈从于政治的状态，成为一个日益独立、有其自身特殊规则的领域。

　　2001年12月27日，小布什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并且称“这是实现美中贸易正常化的最后一个步骤，也是对中国进入一个讲求规则的全球贸易体制的欢迎。”

　　按中国有关部门预测，美国有望在2010年之前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国。而自2000年始，美国超过日本成为对中国的最大直接投资国。

　　从出口结构看，两国产品的互补性很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是纺织品等劳动密集产品，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为飞机、动力设备、机械、通讯设备、化工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粮食、棉花等农产品。

　　因此，中美国内市场对于对方的产品都存在着巨大的需求潜力。2001年6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来华前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为35至49万美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如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美国消费者每年将要多支付270-290亿美元，并且可能造成19万人失业。这些数字现在估计已经翻番，因为在小布什的五年任期内，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增长了一倍多，而同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只增长了2%。

　　2004年美国进口了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只占美国民产值的2%。但中国物美价廉的货物却成为美国抑止经济通胀的最有力武器。中国的美元储备大多用以购买美国国债，降低了美国长期利率，减轻了美国企业的贷款成本，也降低了美国家庭贷款的压力。而“中国制造” 的价格与时俱降，也意味着数以千万计美国人的生活日益改善。

　　双赢到竞合

　　利益关系的深化与泛化，使得两国经济领域里的磨擦在不断加剧的同时，也更加复杂化。

　　首先是贸易逆差和与之密不可分的人民币币值问题。在克林顿时期的1998年至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人民币经受的是严重的贬值压力。而从2002年开始，人民币又遭遇了布什政府要求升值的压力。

　　按照美国的统计口径，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达1800亿美元，占其6000亿外贸赤字的四分之一。美国国会主张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27.5%的关税，直至人民币升值25％。

　　但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其中70%仍会转嫁到在中国设厂的美国公司身上。如人民币升值25%，就会将债券收益提高（中国购买了6000多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向美国消费者和政府提供着廉价资金），从而严重损害美国经济，尤其是引起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通过人民升值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只能是因为债券收益率升高而压缩了美国国内需求所致，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只会减少半个百分点，因为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将会取代从中国的进口。

　　在能源方面，中美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和重大矛盾。中国在克林顿任期的第一年再次成为石油进口国，并极有可能在布什任期的最后一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

　　中国正在展开积极的海外能源投资，遍及中东、非洲、东南亚和南美。其中有被美国视为援助恐怖分子的国家或美制裁对象。中国在巴基斯坦建设石油运输港口、中海油并购尤尼科公司等行为，也引起美国鹰派势力的警惕，被上升为“政治问题”，因此受到了美国国会的阻挠。

　　但作为市场买方，中美两国在保持油价稳定、开辟新的石油来源、发展新能源方面，存在着天然的共同利益。

　　“人治”与法治

　　在克林顿时期，两国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双方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

　　1999年美中关系因为“使馆事件”陷入困境时，双方领导人审时度势，以中国入世谈判为契机，并在同年11月达成了双边协议，美国众议院又于2000年5月通过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的议案，扫除了长期制约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障碍，使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得以缓解。

　　从总体上看，与克林顿时期不同的是，尽管目前中美经济中的政治因素仍不时显现，但更多的是双边经贸关系反过来起到了政治稳定器的作用。

　　而美国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确立和中国入世问题的解决，为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消除了两大障碍，在经济和政治之间筑起了一道控制冲突蔓延的防火墙，并从此确立了政治与经济分离的法律基础。

　　2001年4月1日“撞机事件”后，布什于5月指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新兴国家，我大力支持与中国进行贸易。”双方于6月在中美入世遗留问题谈判中顺利达成协议，缓和了中美撞机事件对两国关系的震动。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当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共同分享国际分工的利益时，它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就相对地易于控制，从而使国际政治关系趋向稳定。

　　2005年底胡锦涛与小布什会谈中提出发展中美关系五项建议，其中两项涉及经济关系：共同开创中美经贸合作的新局面，互利共赢，逐步实现两国贸易平衡，通过对话协商处理两国经贸合作中出现的磨擦和问题；加强两国在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就能源战略加强磋商合作，应付能源与环境挑战。

　　冷战结束后十多年来，中美经济关系一直是不断发生震荡的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减震器、取暖器和发展动力。经贸关系将成为中美两国在21世纪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和中美战略关系发展的重要交叉点。

　　但是，任何压舱物都不能确保航船一帆风顺，而且中美经贸关系本身也面临着挑战和考验。

　　中国入世以后，中美经贸关系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世贸组织不能涵盖一切，管理一切。在世贸组织内外，中美之间涉及经贸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如贸易逆差等问题，正在相对地突显出来，与给中美关系带来直接震撼的一些突发事件相比，处理好两国经贸问题更需要长期和细致的努力。（作者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022776）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