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从制度变革为主，转向技术变革为主。“十一五”时期尤为关键。一方面要维持制度变革的强劲动力，另一方面要有效启动以创新为主导的技术变革过程。在这一重要的转接期，避免经济出现较大波动就成为亟须警惕的问题。

　　诱发经济波动的潜在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全球经济失衡中的无序调整和贸易摩擦。虽然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对稳定，但是国际经济失衡的问题却日益加剧。作为国际经济社会引擎的发达国家进入全球化时代后，经济表现难以令人满意。新世纪后，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升级。主要体现在：美国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双赤字”居高不下，欧洲各国的经济增长普遍缓慢和日本迟迟难以实现经济复苏。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亚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其中，中国和印度尤为令人瞩目。

　　贸易出口在推动我国内需发展的三驾马车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但是，出口和外汇储备持续过快的增长也是导致我国经济波动风险的潜在因素之一。一些国家将全球经济重新实现平衡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经济的调整。2002年以来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巨大压力以及2005年贸易摩擦频频不断就是全球经济失衡中的无序调整对中国经济造成干扰的证据。

　　其次，通货紧缩苗头凸显。总体而言，2005年的物价增长平缓，CPI虽然也出现过3.9%的增长，但大多数月份的增长都在2％以下，9月份0.9％的增长是两年来的最低纪录。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没有出现。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可能导致通货紧缩的两个因素在未来会越来越明显，即生产能力过剩与需求不足的问题。

　　目前，很多产业的生产能力超过了需求，其中，尤以钢铁行业、电解铝行业、焦炭行业和汽车行业最为严重。过度的投资是生产能力过剩的主要原因所在，但也有其他一些因素推动的结果，包括我国“入世”对国外直接投资的鼓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国家投资项目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建设推动了住宅、汽车、高科技等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投资的扩大。

　　供给和需求的不对称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诱因。在生产能力扩张的同时，需求相对不足，造成了通货紧缩的潜在威胁。目前，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发展受到的抑制因素越来越明显。企业盈利能力萎缩较大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空间，并且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到位，也抑制了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农民增收困难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未来消费增长出现了较大困难。人民币升值，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以及许多国家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和抵制等因素将影响出口需求的进一步增加。

　　第三，投资重新过热的风险。在接下来的五年中，要继续警惕投资过热的问题，防止由此造成的宏观经济大起大落。投资过热的潜在推动力主要是：

　　“十一五”期间的几件大事会成为推动投资过快增长的推动力，例如，2007～2008年党政换届，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奥运会会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建设；根据历史经验，“换届”之际，各地基础设施建设会出现扩张的冲动。因此，我们的政策重点应该是既要防止通货紧缩，又要谨防新一轮经济过热，较好地调控2006～2008年可能出现的“大落和大起”，从而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经济的平稳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另一方面，以房地产和汽车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是拉动“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两个产业蕴涵着较为持久的经济增长潜力，可以带动与之相关的产业链和服务业。但是这两个产业的过度扩张会遇到需求和资源的瓶颈，从而引发经济的较大波动。

　　当前，银行体系中数万亿元的存差意味着流动性过剩。这些流动性中更多的是来自于企业部门，即企业存款超过企业贷款的规模。巨大的流动性随时可能转化为社会投资，成为点燃投资过热的“导火索”。因此，如何消化过剩的流动性是“十一五”时期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

　　生产要素非市场化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

　　“十一五”时期，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仍然较大，体现在内外经济的很多方面，但归根结底，造成波动的隐患却是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市场化改革的滞后。

　　首先来看土地市场。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的不健全是我国出现投资周期性过热的根源之一。例如，2004年，房地产价格飙升带动了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引发了宏观经济波动。其中，地方政府不当配置土地资源所导致的土地价格上涨是深层次的原因。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将地方政府的一些财源转移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却几乎丝毫未变。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只得千方百计地扩大收入，土地批租就成为重要的来源。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性手段廉价征用农村土地，转手以垄断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和用地单位，通过土地“农转非”攫取了大量土地资本增值收益。因此，土地市场成为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收入，甚至是某些地方官员牟取私人利益的工具。在一些县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35％，有的甚至高达60％。地方政府滥用土地资源的配置权力，造成了土地价格的非市场化，降低了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成为引发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隐患。

　　资本非市场化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另一潜在隐患。资本市场化配置是保持经济稳定的机制之一。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资本将提供给那些利润率最高的企业；而生产成本高、技术落后或者没有市场的企业，只能退出市场，从而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然而，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固有观念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依然根深蒂固，那就是，为了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政府必须严格控制社会资金的规模和流向。最初，国家是通过控制财政工具来实现这个目的的；此后，在放权让利的改革背景下，财政配置资金的功能逐渐消退，国有银行的地位日渐增强，成为国家建设和国有企业运转的主要资金供给者。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国有银行的问题不断显露，银企关系紧张，不良贷款攀升，中央政府转而将资本市场作为控制资金配置的重要工具。但是，无论财政主导的融资体制，还是国有银行制度，抑或资本市场制度，都是国家为国有企业融资的工具，其规则制订都是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做的，而民营企业却很难通过这些渠道获得所需的资金。于是，国家对资本配置的控制导致了资源错配：经营效益差的国有企业不断获取，并不断侵蚀着大量的资金；而民营企业即使拥有先进的技术、管理方式，也很难获取支持其做大做强的资金。资源错配导致了经济运行效率低下和潜在的不稳定性。

　　总之，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的非市场化干扰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形成宏观经济波动的潜在风险。因此，要素市场化改革应当成为“十一五”时期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