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这座古老与现代完美结合的艺术之都，又多了一个标志性建筑——一道横亘在富人区与穷人区之间的高大城墙。在城墙的一方，是我们熟悉的有着卢浮宫和玫瑰线的巴黎；而在另一方，则充斥着暴力、毒品和犯罪，那里又被称作“13街区”。

　　幸好，这件巴黎城建史上的大事只发生在吕克·贝松监制的电影里。这部去年拍摄的电影被译为《暴力街区》，在电影里对穷人区的隔离发生在2010年。隔离城墙的修建，缘于这一区域暴力事件的增加，而政府在警力不够的情况下采用了这种对付传染病的方法。影片描述的事件至今还没听说在哪个城市发生，但影片问世之后不久，巴黎的“穷人区”发生了骚乱。可见制片人并不是在刻意制造耸人听闻的卖点，而是基于对现实和城市未来的担忧和恐惧。

　　城市内部的“马太效应”

　　一个城市群落的形成，除特定区域外，其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事件”；而一个街区文化的形成，则是经济、历史、权力、文化综合作用而成的结果。

　　从理论上，任何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内都有工作、迁移、居住的自由和权利，但是真正实现自己的权利，经济状况仍然是基础的基础。选择自己心仪的居住地，首先要过开发商这一关，有了钱，才有选择居住环境的可能。钱越多，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大。因此，一个街区和街区文化形成的过程，也可看作是一个具有相近收入、相同兴趣的居民逐渐聚集的过程。当一个街区逐渐被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人“选择”了之后，“富人区”也就出现了，而那些被遗弃的街区则留给了尚不具有较大选择余力的“新移民”和“城市遗老”，等而下之者，往往被称作“穷人区”。

　　在“富人区”，往往基础设施、文化氛围都比较好，而“穷人区”则不仅相反，而且基本都会伴随着治安状况的恶化。随着城市的发展，往往这两种区域之间的落差会越来越大，两种街区的文化也就越来越不能沟通，落后街区里的不安情绪就会助长暴力事件的增加。巴黎骚乱正是这种不安情绪扩大的结果，这种“城市马太效应”的极端则是《暴力街区》中描绘的黑帮完全控制街区，政府完全放弃，最终将之隔离。而当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的时候，城市无疑已经分裂解体，这种事实上的“城市脑坏死”也就预示着整个社会肌体的迅速腐败。

　　任志强又挨骂了。这次挨骂可能有点冤，因为他只不过说了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那就是国内城市“富人区”的出现。

　　在现代商业文明的发展推动之下，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具有相同钱包和兴趣的人有意无意地择邻而居，各种不同风格和发展水平的街区也就逐渐形成。这里既有富人扎堆的“别墅区”，也有艺术家汇集的“艺术村”，自然还有低收入者集中的“XX村”，这类村一般都习惯于以居住者的“产地”命名。这种由于贫富差距导致的城市分化，是典型的大城市病的一种，城市越发展，这种现象越明显，对城市和社会的威胁也就越大。在中国，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时期，基尼系数也同时达到了警戒线，城市群落的分化正处在一个微妙而又危险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时期，“富人区”与“穷人区”的分化已有端倪，但未成气候。健康积极的街区文化尚未形成，社区人际关系冷淡，人们对“高尚社区”的向往有增无减。而作为开发商，正是看到了这一市场机遇，纷纷推出所谓“高档”、“高尚”的概念以吸引有钱人的眼球和钱袋。这就是任志强说的事实。

　　作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商人，这样做法无可厚非。开发商不仅要建最好的房子，当然更要卖最贵的房子，尽可能挣更多的利润。我们提倡开发商要有社会责任感，但无法强迫其承担法定之外的社会义务。实际上，有社会责任感的开发商和设计师并不是没有，但从世界范围内看，几乎所有“混搭”的模式都以失败告终。

　　强扭的瓜不甜，不同习惯和喜好的人被“捆绑”在一起只能加剧社区的矛盾。何况，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意愿和权利。任志强们不过是顺应了市场的需求而已。

　　但是，任志强挨骂也是必然的，因为骂得并非全无道理。“富人区”的出现，虽然不是坏事，但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因为“老任”不仅是一个开发商，更是一个公众人物，说话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像诸如“房地产就该有暴利”、“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之类的话，从老任的嘴在公共场合说出来，实在是不合时宜，除了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公众对房地产开发商群体的不满情绪之外，纯属无益。

　　隔离墙是最糟糕的选择

　　但是，比任志强的“口无遮拦”更值得警惕的是正在加大的贫富差距。在这方面，需要承担起责任的是有关部门。

　　我们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人口大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展状况差距很大，同一地域不同城市之间差距也很大。不仅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很大，同一城市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不久前，国家发改委根据“全国城市居民综合社会调查”和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资料，认为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经徘徊在0.4左右，达到了合理值的上限。如果进行城乡对比，恐怕这一数字更加触目惊心。

　　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社会危机，这一点无法回避。而保持社会公平乃是比发展经济更本位的政府职责，同时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阈值之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在缓解矛盾更突出的城乡不平衡方面，政府部门一直在付出艰苦的努力。正在开始的“新农村”建设，和已经实施的免除农业税等休养生息政策，都是深得民心之举。如果进行顺利，将又是一场帕累托改进式的农村改革。

　　相比之下，城市的就业和居住等问题更加复杂。城市的发展引发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如何接纳和消化这些城市新移民，尤其是低收入的新移民，不少城市管理者显然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于是，类似“立法禁止低素质人员进京”、“向外地购房者征税”等等严重违背法治精神的提议才会有市场。这类想法，实际上反映了一部分城市居民和城市管理者的原住民心态。因此，如何从思想上认识其危害，进而建立起双方的沟通机制，才是建立和谐社区、和谐城市的必由之路。

　　在硬件的建设上，一方面允许任志强们“为富人盖好房子”，另一方面也要对低收入者承担起应有的住房保障。同时，在规划中，既要在不同的群落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又要建立街区、社区间的过渡和缓冲。从建筑、规划的角度建立“富人区”与非富人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以缓解不同群落的心理落差，避免矛盾的集中和爆发。

　　从这个意义上讲，缓解城市的贫富分裂也不完全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同样需要有社会责任的开发商和建筑师参与其间。在那时，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任志强们的另外一面。

　　对政府部门而言，“隔离墙”的做法无疑是最糟糕的一种。在《暴力街区》的世界里，被隔离的13街区完全成为了犯罪与毒品的世界。以至于导演无奈之下安排政客以“核平”的方式来对其彻底“净化”。如果巴黎真有那一天，无疑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剧。而影片中拯救世界的英雄，最后要求的不过是拆掉隔离墙，给13街区以教育和艺术。吕克·贝松不仅表达了他的警惕和忧虑，同时也给了我们他想要交给我们的解决之道。

　　实际上，那条横亘在城市中的“隔离墙”才是分裂城市的罪魁祸首。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所有的“隔离墙”都必须拆掉。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