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不容易。自去年尾读了唐德刚先生的《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杂忆》，一直想有个机会学习一下胡适这一代知识分子思考中国现代化的心路历程。新年之后身遇车祸，有机会看了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和《梁漱溟晚年口述》。作为普通读者，除了颇为感慨之外，实在无力梳理出个一二三。于是怂恿我们观察家版的编辑：做个有关胡适等人的特别专题吧。但做“专题”总要有“由头”，就这样我们把目光停留在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４日，因为这是胡适离世４４年的忌日，据说他是喝酒引发心脏病突然而亡。为了这个显然是比较牵强的“由头”，我们的编辑上周越洋电话采访了已然中风、不能多语的唐德刚老先生，准确说是采访了他的夫人，原本希望作为胡适最后一个弟子的唐先生写一篇文章的计划没有实现。还好，唐先生特别授权我们从他的文章中找一篇我们认为合适的发表。

　　一

　　这１００多年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努力，虽有仄小和高亢之别，但脚步始终未歇。特别是改革开放这２０多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就连“超英赶美”也并非遥不可及（有说去年已超英，还有说按购买力平价中国人均ＧＤＰ已达５０００美元）。不过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眼下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人均不到２０００美元的“危险期”，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往Ａ走会更好，而往Ｂ走就有可能出问题。学者们对此也有很多讨论，看了《胡适口述自传》我才发现，为了这场“中国现代化运动”，长辈们的思索与实践，很是辛苦。他们的分歧有的时候大得令人吃惊，有的时候你又发现争论的背后露出孩子般地负气。举个例子，有人主张“中学为体”，有人说要“西学为体”，各不相让１００年。我说点外行话：既不要“中学为体”，也不要“西学为体”，应该是“好学为体”。“好学”的标准是什么？是实践。

　　胡适这一代文人令人唏嘘之处还有他们个人的命运，在社会历史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中跌宕起伏得令人眼晕，让人想起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在他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富有感情地描述：“这些人从整体上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在面对时代危机时是多么灵活、多么勇敢、多么敏锐”。“在我考察的这些中国人身上，可以反复看到，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这也许有助于清除我们西方主流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

　　费正清曾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其实，这种“反应”往前有戊戌维新，往后有一波又一波的革命，５０年代的大跃进，宽容一些看，还不是要快点来一个“反应”。这种“反应”在当代的一个高潮便是中国加入了ＷＴＯ和签署了一些联合国的公约，自此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初步完成了历时百年的“融入”。

　　二

　　胡适关于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的主张，被批最多的可能是主张“全盘西化”。这四个字其实在１９２９年胡一提出就引发批评。事后胡作了解释，如果大家看过《胡适论学近著》，就会发现他的解释：“全盘西化”一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 “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我的提议的理由是这样的： 第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第二，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第三，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历史的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

　　引了这一长段，连我自己也发笑。胡适满腹经纶，在基本逻辑上竟犯了低级错误。“化”这个字即有全面之意再加上个“全盘”，逻辑上这是“全称陈述”，只要有一个例外，观点就不成立。好比说，你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我只要找出一只白的，你就错了。“全称陈述”还容易引发争论。事实上，说“充分世界化”也不严谨，因为每个人对“充分”的理解不尽相同。

　　应该说“学习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并“融入世界”。也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有足够的胸怀，世界上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学，只是凑巧，过去这１００多年，西人对世界的贡献相对较多。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中国人历史上也有对人类贡献比西人多得多的时代啊。比如在中世纪，就是西不如东。我不懂历史，那个时候西方人是否也有过小心“全盘东化”的担忧呢？

　　唐德刚说：我们从魏源（1794-1857年）的“师夷之长技”，到张之洞（1837-1909）的“西学为用”，到胡适（1891-1962）的所谓“全盘西化”，是历史上我们向先进国家、先进文明学习的三个阶段。我们要首先“赶上先进”，继而“超越西方”，然后才能铸造一个有自己内容的“现代化运动”。眼下应该说中国还是处在“赶上先进”的时段，要真心学，用功学，不能光说不练；但有心人也应开始多想想“超越西方”一事，绝不仅仅是GDP上的，我记得一位企业家很真诚地说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文明。

　　在２１世纪，东西文明之间本着相互学习的精神开始新一轮对话的条件正在成熟。其实，谁也“化”不了谁。就像梁漱溟说的，儒家文化的传承虽多遭破坏，“但不能说一扫而光啊。”“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还有一种中国人的气味吧。”这位２４岁即执教于北京大学的“最后的儒家”，在他２８岁写就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预言，世界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的理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之于自己是人类面临的三大问题。人类文明的演进就是依次来解决这三大问题。前两个问题眼下已基本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西人贡献较多，但他们“征服自然”的思想也带来了负面效应，他们自己也在反思；第二个问题应该说，东西皆有贡献，西人可能在制度建设层面做了不少事情，中国人在伦理道德层面多有建树。至于第三个问题，我乐见梁先生预言的实现：人自己和自己的问题，要靠中国文化来破解。

　　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胡适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胡在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６日的日记中，提到他和王国维的一次谈话，王也表达过差不多的意思：“西洋人太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幸好，后来西洋人也在不断学习调整，在上帝的帮助下，也注意自己的欲望不可太倡。

　　三

　　对我们这辈６０年代出生的人，初闻胡适的名字是作为一个批判对象，且是一个很大的批判对象。后来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再后来关于他的东西多了，从学术、文化直到他的博士学位真伪、性格、私人生活领域。胡适这个名字最早进入视线是和作为被批判的一个句式相关联的，即“问题与主义”。关于他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在口述自传中也有一番解释：“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他还说，“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自己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读史、读旧人的文字观点，要紧的是对当时环境的体会和感悟，若少了这份体察之心，很容易简单以今人的眼光看问题。抽象看，胡的话并无错，但我们看问题除了要看当时的历史的“学术环境”，也要看“历史的检验”。从“学术环境”角度看，胡的看法除了有一些实用主义色彩外，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表述。但从“历史的检验”看就有问题了，上个世纪初，还是知识分子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了中国，其实和马克思主义一同来中国的还有其它不少主义，比如无政府主义等。当时这些主义尚未在中国实践，还多少属于学术讨论。后来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理论基础。批胡也就是自然的事了。

　　胡的“自由主义”也有点这个味道。在读到他在１９４８年写的那篇文章之前，我们这代人的语境里，“自由主义”主要就是不守纪律，就是中学时代班主任期末评语里说的：希望今后克服骄傲自满和自由主义倾向。

　　胡适的自由主义，他在１９４８年自己概括的四点是自由、民主、容忍和渐进的改革。胡先生这些相对温和理性的主张，放到今天，可能影响力没有若干年前那样大。今天是信息过剩的网络时代，要会“恶搞”。正像有人说，胡适如果还活着是不适宜开博客的，即便开了，骂帖也会比较多。

　　四

　　今天看来，尽管学习人类所有文明成果的工作还在进行，可并不妨碍我们开始思考现代化的多样性和新选择的可能。因为我们有１３亿人口，１３亿人的现代化世界没经验。我们当然先要“充分的世界化”，也就是承认现代化过程的普遍性，但在这一进程中，我们也应开始对技术社会导致的现代性的反思。如果已经工业化国家还要过度发展，而我们也决心来个差不多的工业化，那实在是令人担心。

　　２００２年秋天，我在华盛顿用一周时间访问了若干家非政府组织，“左”的“右”的，“民主”的，“共和”的都有。与他们谈话的最后都会问一个相同的问题：你们认为中国将来会和美国有一样多的汽车保有量吗？答案大体两种：会，不会。说“会”的理由是，技术在发展，我们现在担心的环保、能源等问题到时都会解决。持这类看法的NGO一般背后有大公司的背景，且共和党人居多；说“不会”的理由自然是地球的资源无法支撑一个１３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美国这样的“现代化”。１３亿人民究竟能否实现今天美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对这个问题，安德鲁·芬伯格在其《可选的现代性》一书中是有过阐述的：难道中国就注定要贫穷？完全不是。他说：“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也许并不是现代技术社会惟一合理的体制。至少可以希望有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形式能够代表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杜维明也说过，从实证上不能不考虑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其他形式。事实上，人是聪明的，环境与社会的发展会使人们对包括对富裕的看法等价值标准也会改变。也许用不了多久，每天驾驶汽车将是一件羞于开口的事情——观念会变。于是，“中国将以一种与其真正的发展可能性相适应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富裕模式。”

　　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此想出的办法还不多，我们今天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化特色的创造性依然不足，对西方模式的模仿却到处可见。对这类困惑，已经故去的梁漱溟和还活着的杜维明都是持比较乐观看法的人，在杜维明看来，必须超越传统与现代、西方和东方、本地和全球的两分法，而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在突破这种两分法上会起到关键作用。

　　世事在变迁。唐德刚回忆说，他１９７０年去台湾，林语堂在一家酒店请他吃饭，他来到后问领位，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领位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个公司的？越来越多信息表明，中国的经济规模在本世纪上半叶的某一天将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这一代人终将面对这样一种历史的变局：在学习人类所有文明成果的同时，有机会开始以一种新的精神面貌和世界其他文明展开对话，而不仅仅是在网上谩骂。

　　历史有时真的就像是在轮回。当年胡适一代用庚子赔款搭船过海，或登上曼哈顿４２街的码头,或来到巴黎塞纳河畔，都是为了找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今天，来自大陆的留学生怀揣他们父母辛苦积攒的路费，在银行换成靠中国制造换来的顺差——美元，又一次来到了大洋对岸。新一代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