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专栏我谈了中国恩格尔系数（即饮食开销占居民收入的比例）下降的问题，一些读者给我回信，希望我继续深入谈谈这个问题。

　　我又联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初到加拿大时的情景。当时，在日常生活中，我的确处处感受到中加两国恩格尔系数悬殊的对比。但细究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加拿大粮食价格低，是因为加拿大的私人大农场机械化程度非常高，单位成本很低；加拿大水果价格便宜，是因为加拿大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程度非常高，从中获益也很大，例如，每磅只有35加分的香蕉，是从仍属穷国的加勒比海诸国进口的。但中国有这些前提条件吗？

　　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中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下降了，尽管其成因和后果与西方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

　　谷贱伤农

　　在回应上期我的专栏文章时，一位读者这样说：中国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民收入的相对下降，恰好折射出目前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的“三农”问题。

　　我很同意这位读者的看法。谷贵固然损城，但谷贱必定伤农。然而，市场经济的固有规律与中国现有农业体制的结合，却决定了农产品价格难以与城市收入同步提高，原因有三：一、农产品价格弹性很小，用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话说，农产品只要生产多一点，那价格就会下降比较多，农产品只要减产一点点，价格便会涨得非常多；二、农产品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市场，在中国尤其如此。土地承包制下的汪洋大海般的中国小农经济，决定了任何一家普通农户根本不可能操纵农产品价格，他只能被动地接受农产品价格的升降；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农民面临的不仅仅是本国其他农户的竞争，更可怕的则是来自成本低得多、技术含量却高得多的外国大农场的竞争。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不久前的一份报告指出，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棉花数量在4年内飙升了21倍，挤压了中国棉农的生产。如果中国粮食市场向国际竞争完全放开，估计后果也将是大同小异。

　　所以，颇具讽刺性的是：恩格尔系数下降这一消息，对中国城乡居民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么，如何在不重新推高城市恩格尔系数的前提下提高农民的收入呢？

　　如果把计划经济的解决办法排除在外，似乎只有两条出路：一、政府对农产品进行大幅度补贴；二、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减少农民人数，实现从小农经济到大农场经济的过渡。

　　农业“新政”？

　　中国政府最近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计划，旨在结合农作物补贴、减税和内陆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等手段，以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

　　西方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分析说，欧洲的共同农业政策是花钱让土地停产，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目标是保持尽可能多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以确保有足够的粮食。

　　但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认为，这个目标是错误的。他在接受本报驻北京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应该让农民进城，因为这是在农村实现规模经济的唯一途径。”

　　吴庆也持同样的观点。吴庆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目前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进修，他也是看到上期我的专栏文章后给我来信探讨问题的读者之一。

　　吴庆后来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说，新宣布的政府补贴、农业投资、减税等措施在目前来说非常重要，但长远来说，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大农业。

　　“我说的大农业，当然不是重回改革前的集体化道路，而应该更接近发达国家的大农场：农业人口比例要大幅度下降，但土地经营规模要大，这样成本才会降下来，农民收入才会大幅度提高。” 吴庆在电话中说。

　　吴庆的看法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早些时候一份报告的结论相吻合。这个总部设在巴黎的组织，在去年年底发表的首份中国农业综合研究报告中表示：“大量劳动者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移至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之一。”

　　土地私有化？

　　但在现有的农业土地制度之下，即使大量的农民进了城，现代化的大农业就能顺理成章地出现吗？

　　有人认为，如果不突破目前的农业土地承包制，那么，留乡种地的农民便不能合法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而进城打工的民工最终也会返乡，西方式的现代化大农场永远无法出现。所以，为了真正从所有权上保证合法的土地流转，而且在一旦农地受到征用时充分保障农民的权益，必须实行农业土地的私有化。

　　但吴庆反对农地私有化。他在电话中谈了他和他的许多同事的担心：“万一卖掉土地进城打工的民工失业怎么办？万一农村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怎么办？没有证据证明，土地兼并一定会导致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相反，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食利阶层是一个最为腐朽的阶层。”

　　吴庆说，实现现代化的大农业，并非只有土地私有化一条路可走，“在农地问题上，还有更为复杂、变通的土地所有权安排。”

　　吴庆介绍说，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和决策层一直就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进行着深入、热烈的探讨，他认为，中国最终会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李志强是我在英国的一个朋友，如今他经常往返英中两国做生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安徽农学院工作期间，曾从事中国农业改革的研究，并多次去“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源地小岗村调查。最近他从中国回来，与我谈起小岗村的又一桩新闻：曾经在中国第一个冒险分地的小岗村，多数农户最近又在自愿的基础上把土地合了起来，成立了股份制农贸公司。

　　谈到这个中国农村版本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故事，李志强对我说：“这次的合，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合，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次的合是在自愿基础上的股份制经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而且绕开了土地私有化这个难题，是地道中国特色的解决办法：表面上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但他们对土地的处置，实际上却与土地所有人没有太大的两样。”

　　但据传媒报道，与28年前小岗村农民自下而上地发起了分地改革不同，今天的合地改革虽然是自愿的，但发起方式却似乎是自上而下的：发起者是从安徽省财政厅派到小岗村任村委书记的沈浩。

　　显然，如今小岗村的股份制农贸公司，与西方式的大农场仍然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农业改革能否真正避开所有权问题？吴庆所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能否成功解决“三农 ”问题？我们仍需拭目以待。

　　也许，只有到了中国恩格尔系数下降的消息不再是城里人佳音、乡下人噩耗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

　　本文原题为：中国农业的出路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