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并不知道经济学家的评价标准，但有一点他们知道，中国很多的经济学界人士在瞎说，拿了房地产公司的钱拼命替房地产公司讲话，拿了烟草公司的钱拼命替烟草业讲话

　　2005年10月，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到前所未有的否决与棒喝：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对国内媒体撂下这样一句刺耳的话：“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得更不客气，更刻薄：“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 “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

　　根据《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7日的调查结果，“中国最受信任学者”只有郎咸平和吴敬琏两位。在公众的心目中，经济学家不再是可以相信的群体。丁学良对国内经济学家学术能力的评价，恰好吻合了中国民间社会对经济学界的普遍不满，他的言论发表之后立即在网络上得到民众的支持，也使他成为大众关注的明星。

　　自一语激起千层浪以来，丁学良每天都会窝在四壁堆满书架的办公室里，看看网上的反应和朋友们对此的回复，然后从中挑选一些文章转发给更多的朋友。他健谈，喝口水，把胡子一抹，继续他的愤世嫉俗；他也愿意谈，语速极快，带着江淮口音的普通话，老是担心对方听不明白。他一贯的心直口快，他一贯的自负和傲气，在香港学术界是出了名的。他没有要闭嘴的意思，他还会继续谈下去，“一年一个问题。”

　　祖父祖母没有名字

　　因为出生在偏僻的皖南农村，因为家贫如洗，也因为十年浩劫，丁学良只断断续续地受过不完整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外人难以想象，那个极度闭塞的村子依然沿用民国纪年，甚至存在“私刑”，用“沉猪笼”这种残忍方式处死偷情男女。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6岁丧父的孩子该承受多大的生活之重啊。语调高昂的丁学良回忆起来，也不禁掩面叹息，泪流满面。

　　“1982年我从上海分配到北京工作，政审很严，要调查祖宗三代。我6岁时父亲就死了，爷爷奶奶的名字怎么也填不出来，他们怀疑我成分不好，不愿意照实填。后来他们调查回来，确证我的爷爷奶奶没名字，到他死，村里人也只知道爷爷姓丁，称他为‘丁老粗’；奶奶姓潘，一辈子在地主家当丫头，所以到死别人都叫她‘潘丫头’。他们说我真是三代赤贫、根红苗正啊！在美国的时候，我的美国同学写我的故事，开头就是‘我的祖父母没有名字……’”

　　孩提时代的苦痛是挥之不去的。“很多年里，我眼睛一睁开，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把肚子吃饱。很多年，夜里睡不着觉，饿啊。听到寒风的声音，还有狼的嚎叫声，很害怕，山里的狼没有东西吃，就跑到村里来吃小孩！直到现在，我晚上还害怕那样尖利的风声，有时候做梦都回到童年时代，犀利的风声夹杂着狼的嚎叫，夹杂着母亲半夜里无助的哭泣，真的像梦魇一样！”

　　这是一个从来不过生日的人，因为他不知道哪天是自己的生日。不识字的母亲只告诉他，他出生的时候老家正在发大水。长大后他算来算去，家乡发生特大水灾，应该是在1954年。很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将自己的出生时间定为：1954年发大水之前。

　　贫穷的乡村仍然恪守着儒家文化的传统，把读书这件事看得很重，丁学良清楚地记得老家的那句俗语——“三代不念书，放出来一窝猪”。近代史上，这一地区涌现了多位文化名人，胡适的家乡绩溪和丁学良的老家，相隔不到几十公里。因此，丁学良虽然家贫，也读了3年多小学，上过两年初中。

　　不正规的农村教育给他留下了后遗症。如今已是国际知名学者的丁学良说自己打字总是有问题，因为小时候老是念错字，“挑衅”念成“挑半”，“钦差大臣”念成“钦差大巨”，这些小时候念错的字根深蒂固地印在脑子里，不肯转换过来。

　　1979年，自学考试，丁学良成了当地八县一市第一个考取研究生的人。乡亲们搞不清楚什么是研究生，只知道当时最有名的是陈景润研究员，于是他们非常兴奋，“我们这里也出了一个‘研究员’啦！”

　　拿下哈佛博士学位

　　从皖南到上海，丁学良终于迈进了正规大学教育的门槛。他对那3年并没有特别的感情，很多时候只是提到自己曾在上海一所名牌大学读书。他的毕业论文差点没有通过，这件事到现在还让他愤愤不平。 “我太创新了，我写的是经典社会主义理想中，最吸引人的是人道主义，以人为本。那时绝大部分人都不明白，甚至反对，但是现在已经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了！”

　　此后，丁学良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1982年，在于光远等知名学者的帮助下，顺利进入中国社科院；1983年，获得首届全国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随后，经恩师推荐赴美留学。那时他的英语很差，在匹兹堡大学校长的欢迎宴会上，他连校长先生的问话都听得一头雾水。

　　10个月后，丁学良获得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的双项奖学金，转入哈佛。 “像我这样从农村出来，有机会到哈佛去念书，你不知道心中揣着多少代的希望，肩膀上承载着多少人的期待！”刚进哈佛，就听说一个北京来的学生跳楼自杀未遂，因为觉得不成功，无颜见江东父老。“我到哈佛之前，都是轻而易举地拿第一，不用多努力。哈佛不一样，这里都是全世界最好的学生。”他叹了一口气，“现在想来，我一辈子最累的还是在哈佛。”

　　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不是可以轻易拿到的。据1990年的一项统计，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系科的学生平均花费8.2年完成博士学位，这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学生，没有语言障碍。丁学良对于自己在哈佛的表现很满意，他在文集的自序中写道：不到7年拿到学位，已经很不错了！

　　让更多贫困少年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在今天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理想主义在很多人那儿已经很稀薄了，但丁学良依然难改初衷。“如果可以放弃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物质条件，我最愿意回到在北京的那两年，睡办公桌的两年。那时充满了理想，对个人，对国家，对民族。”当时，他没有宿舍，只有一床棉被，夜里常常就睡在于光远先生的大办公桌上，早上把铺盖一卷，继续看书。

　　求知和报国，是他强调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终极目标”。出国二十余载，至今他还保留着中国护照，尽管一次次在过境时遭受歧视，但他想坚持到底，忍受“一个普通中国公民在国际上所受的种种歧视”。现在虽然身在香港，公寓面向大海，每天都可以尽享西贡的碧海美景，他却说，最希望的是回到国内当一名大学教授，而以他的个性，北大最为合适。

　　丁学良念念不忘家乡和他的同乡胡适。“我感受特别深的是那些20世纪初期到美国和欧洲去，在最好的大学拿到学位后回来，推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学者，比如胡适。100年之后，我们的肩上依然有这个担子。”

　　拿到博士学位，经历了几年的茫然和抑郁之后，丁学良终于找到了他可以称之为精神寄托的抱负，他认为自己负有Mission （使命）。“人不能只有工作啊，要有个beyond（更高的），不仅仅是教书，一个job（工作），比job、career（职业）更重要的是mission， 我必须要有个mission才能活下去。现在我觉得惟一的mission，就是为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做我能做的事情，哪怕为此而得罪人。所以，我把自己定位成‘传教士’，英文就是missionary。”

　　2004年，丁学良出版了专著《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谈到大学，谈到读书，他的语调再度高昂，虽然他的母亲不明白儿子为什么要出来读这么多年的书，而且越读越远，从上海读到北京，最后读到了美国。“我母亲最大的希望就是儿子能够在村里当一个兽医，因为我父亲就是兽医，叫‘牛郎中’，她觉得这个最牢靠。”

　　让读书和好大学改变穷困孩子的命运，丁学良对此深信不疑，他的母亲因为这个有出息的儿子，在家乡受到尊重，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说起这个故事，他竟在记者面前泣不成声。

　　“93年夏天我第一次回国，母亲对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在外面做什么，我这一辈子别人没有把我当人，有一回别人把我当人，是因为你。母亲去看牙，诊所门口排了一大堆人。她年纪大了，站不住，有人就劝她去找马医生，当地最好的牙科医生，她跑去问他，‘医生呐，能不能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先给我看看牙？’当时我在美国。马医生架子很大，‘你儿子是谁？’ 老太太说，‘我儿子是丁学良。’马医生一听马上摘下口罩，把自己的椅子让出来，用白大褂擦干净，让我母亲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递了一支烟。母亲对我说，‘儿啊，我一辈子是人下人，头一回有人把我当作人上人，是因为你念书念得好啊。’”

　　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让更多的贫困少年因读书而改变个人和家乡的命运，这一信念在丁学良心中越来越坚定。他已经决定在家乡的中学设立一份以母亲名字命名的奖学金。

　　中国很多经济学界人士在瞎说

　　人物周刊：您的那句话，“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引起轩然大波，是不是当初也没有预料到？

　　丁学良：对学术界的冲击我想到了，这本来就是我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

　　2005年底我在四川遇到一个朋友，他在北京读了硕士，在一个中等城市当市委书记多年，接待了很多国内经济学界的名人，他给这些人起了一个名字，叫“结论经济学家”——不需要做研究就已经有结论了。这种结论从哪里来？我想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惟上”，一个是“惟商”。可见这么多年来，人们所见的这类现象太多了。

　　人物周刊：民众非常支持您的话，您怎么看？

　　丁学良：民众关注的是公正，他们绝大多数并不知道经济学家的评价标准，但有一点他们知道，中国很多的经济学界人士在瞎说，拿了房地产公司的钱拼命替房地产公司讲话，拿了烟草公司的钱拼命替烟草业讲话，而且是以“经济科学”的名义讲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阿狗阿猫都称自己是“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资源多，这很麻烦，已经到了清理门户的时候了。人太多了，需要一个专业标准。

　　人物周刊：您本人学过经济学吗？

　　丁学良：我本人按照国内的标准，老早就是经济学家了。1978年11月，我的文章已经发表在《经济研究》的头条，你知道第二篇是谁吗？孙冶方！1949年以后国内影响最大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而《经济研究》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刊物。按照国内的标准，我老早就是经济学家了；按照美国的标准，我不是。国内很多经济学界的人搞不清楚，他们以为所有谈论经济问题的人都是经济学家。哈哈！

　　经济学是一门很严谨的科学，我们人人都谈论天气，明天冷不冷，下不下雨，但能说我们是气象学家吗？当然不是！

　　人物周刊：您谈到的经济学界的不规范的活动和研究，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丁学良：至少两点，第一是误人子弟。国内大部分名牌大学我都去做过学术交流，很多名牌大学的学生，包括来我们这里读书的，都被误导了，经济学科特别明显。

　　一个人有效地做事的年头是不多的，只有几年时间在读书，如果被误导了，再回来不容易。人生就像开车，快车道上错了就很难退回来了。

　　假如我有时间，我会一个学科一个学科地问过去。

　　第二个危害是武大郎开店。自己水平很差，又不好好做学问，当然就不会用积极开放的心态引进人才，因为怕自己一下就被比下去了。

　　人物周刊：国内对您的反驳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认为您不是经济学家，怎么能随便发议论，还有一个是不同意您提出来的判断标准。

　　丁学良：我讲的标准，都是国际上最好的或者比较好的经济学系，花了一代一代人的功夫总结出来的，评价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一整套的复杂的评价系统。

　　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地理学、语言学，没有哪一个学科像经济学这样，有专门的人来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且不是一个地方在做，北美的、欧洲的、亚洲的，都有人专门做这种研究，所以我讲的话都是有根据的。

　　你刚才看到我的办公室堆着一大摞资料，都是我们做学术评价的标准。怎样评价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系？核心就是研究成果啊。你的研究成果要得到大部分同行的认可和欣赏。

　　我举个例子，“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南造船厂造了一个1万吨的水压机，说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有的老外不吭声。终于有一天，几个内行憋不住了，问他们，你们知道现在国际上水压机的先进水平吗？能给几个参数吗？厂方回答不出来。你都不知道国际上的先进水平，又怎么知道自己赶上和超过别人了呢？

　　他们老讲我没有资格评论他们。我到美国去不能评论最好的经济学家，但是在这里，他们这些人还没有好到我不能评价的地步！我倒希望他们很快长进到我不能评价的地步。他们这些年来写的东西，不需要什么经济学训练的人都可以看懂，说明他们还处于“经济科学前”的状况，还没有进入经济科学的大门。

　　不是我不懂标准，是那些反驳我的人不敢面对标准，一面对标准，他们就完了，连大门都进不了！

　　在国内，自我标榜“名流经济学家”已经十年、二十年的，甚至自我标榜“大牌的”，他们想要进国际上最好的经济系，我认为一点希望都没有。那他敢不敢申请排行75至100名的经济系的副教授？他能不能排上前三名？不行的话，退而求其次，人家招助理教授，你去试试看？

　　北京有位姓X的人，一家非学术类杂志的主编，也出来评论经济学规范。中国有句话叫“艺高人胆大”，我这次发现不是这样，有几个全盘否定我的话的人，共同特点是无知，无知才胆大，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经济学界发展到了什么水平，所以什么话都敢讲。那些人说话的水平之低啊，我发现他们属于井底之蛙的最下面一层，最上面的一层还能看到巴掌大的天，他们什么也看不到。

　　还有一个据说在国内也是“知名经济学家”，我没听说过，问了在世界银行的朋友，他说，那个人在国内闹了个大笑话，他们组织翻译英文的关于经济和法制的书，把《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 翻译成“孙中山先生的《战争的艺术》”，而且12年都不改，两版都不改，连基本的敬业态度都没了，不是误人子弟又是什么？

　　人物周刊：中国人历来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传统，大家一般都不愿意直接批评别人，您的勇气是从哪儿来的？

　　丁学良：在这点上我和很多人心态不一样，我从来不认为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发展很重要的事和我没有关系。

　　人物周刊：您这么猛烈批评中国经济学界，是不是和您身处香港有关？如果您人在国内，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了？

　　丁学良：我在国内工作也会讲这个话，方式可能不太一样，但传达的信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许这种事发生在美国我不会讲，因为和我没什么关系，那不是我的国家。问题是，这种事恰恰发生在中国，在我自己的国家。

　　中国的经济学家一部分是经济“谈家”，是空谈，不是研究；还有一部分是经济“干家”，会搞钱的。我不反对合理合法地搞钱，但不应该和经济学家联系在一起，经济学家是做学问做出来的。

　　人物周刊：您这次的言论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吗？

　　丁学良：当然。本来很多大学请我去，会有非常好的接待，很好的抬举，但我讲了这话以后，可能很多人不理我了。我国内的大部分朋友也都是在经济学界，我希望他们正面对待我的评论，继续做朋友。

　　人物周刊：在西方的大学里，经济学系的情况如何？

　　丁学良：在西方，经济学系训练出来的最好的博士生，绝大多数留在最好的大学的经济学系，虽然工资比不上商学院，比不上大公司，但是他有学术上的尊荣；次等的经济学家大部分是到投资银行，虽然在学术上没有多大贡献，但挣钱很多，有得有失。

　　中国相反，很多人以为到银行的是最好的经济学家，因为钱多。不是这样的。要想国内的经济学走上正道，还需要制度性的保障，有些要靠经济学界的集体努力，有些还要靠经济学之外的制度建设，这是更大的问题。

　　西方在经济学系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大约四分之一都去了大学教书。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如果最好的经济系不是最好的人在教书的话，怎么能培养出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学生呢？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