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四化”突出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军

　　实习记者乐艳娜李洁

　　“中国的变化远比学者的计算分析更快。”谈及近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曾和英国的经济学家讲，如果你在分析2004年中国时使用的是2000年数据，那么分析的结果肯定误差极大。”

　　中国的发展变化，就是让人如此地不可思议。

　　如果说2000年的中国还在为如何启动内需，如何使经济走出蓝灯区而发愁，那么，仅仅一年之后，支撑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便释放出了强烈的经济启动信号。从2001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开始在各路研究者的激辩中，迈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伴随着2003、2004连续两年超过10%的高增长（修订后数据），2005年，中国GDP已超过1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9%，人均GDP达到1703美元。

　　工业化：在快速中走向协调

　　“我们可以把这次崛起称之为一次前所未有的过程。”胡鞍钢说。

　　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部门在这一次高增长中发挥了主导作用。2001年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明显提速，第二产业的比重进一步上升，成为推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1年的56.5%提高到2003年的68.4%。

　　工业化进程的加速，MADEINCHINA的产品遍及世界，中国经济的主体部分，已开始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成熟阶段的转型，重化工业迅速成长，技术升级特征显著。

　　重工业比例显著上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比重2000年为62.5%，2003年为64.3%，2004年达到67.6%，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工业结构内部的技术升级特征十分显著。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快速发展，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7.18%提高到2003年的8.29%，已经成为增加值贡献最大的行业。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3%提高到2004年的4.5%。

　　但传统工业化道路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粗放的增长方式制约着中国工业化的成熟。2003年，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宏观调控，拉开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序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开始出现起色。

　　调控结果表明，中国在抑制这四个代表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行业的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整个经济增长没有受到影响，仍然保持了平稳快速增长的态势，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没有受到干扰，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城市化：不仅仅是“加快”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城市化实践。

　　“十五”期间城市化水平提高7个百分点，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时期。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巨大压力下，城镇每年新增800多万人就业，还年均安排了400多万人再就业。

　　1978年以来迁移进城市的农村人口将近3亿，到2020年还将有约3亿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届时城镇人口可望超过8亿。

　　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呈现一系列转变轨迹。

　　中国政府已将城乡统筹纳入国家战略予以施行，旨在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改革已在一些地方展开，这可望使城市成为农村劳动力输出的终点之一。而今年1月18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针对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完善社会保障、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农民工权益等问题的部署，将更加确保农村人口转得出、留得下。

　　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并不仅仅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剧增。同时还为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打开了一条通道。

　　中国正面对剩余劳动力与货币资产两大闲置问题，这本身又反映出两个巨大的市场需求，一方面是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急谋出路，一方面是银行大量的沉淀资本急谋市场，这又为中国大规模城市化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从城乡二元到城乡统筹战略的实施，可望使中国目前的两大闲置资本变为城市化的两大车轮，刺激国内需求巨大增长。

　　与世界诸多城市一样，中国城市在高速发展期，也经历了大规模重建的过程。大规模重建使中国城市的物质空间发生着巨大变化，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也积累了许多亟待破解的矛盾。

　　中国城市的大规模重建与财税制度相关。在层层分税、财权与事权倒挂、缺乏不动产税支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面对公共财政的紧张状况，纷纷采取“经营城市”的做法，通过大量出让土地获取财政收入，使大规模重建计划得以推行。但大规模重建也导致了“摊大饼”扩张、能源紧张、交通堵塞、生态环境恶化等，还对城市既有的社会结构及其多样性构成伤害，并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面对这一情况，中国不少城市已提出小规模更新的策略，以取代大规模重建计划，顺应中央政府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在确保一定速度的同时，更加追求和谐有序。

　　市场化：杠杆深层介入

　　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理论演绎到不断深入实际操练，从浅层撬动到深层介入，市场化逼近所有“死角”。

　　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因势利导，虽然还未完全成为政府行为的自觉行动，但路径的选择，已深植于所有人的理念中。

　　2006年初，有关部门下达通知，将取消2004年底出台的电煤价格临时性干预措施，由煤电双方自主确定交易价格。这意味着政府将淡出电煤价格协商体系，自1992年起延续至今的“计划煤”与“市场煤”的双轨体制将告瓦解。

　　此举表明，自改革开放伊始就如履薄冰的价格改革，已经介入荆棘丛生的资源领域。

　　中国已基本建立起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的比重已分别达到95.6%、96.5%和87.4%，但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相对滞后。

　　全面推进水价改革、积极推进电价改革、完善石油天然气定价机制、全面实现煤炭价格市场化、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等资源价格改革的深入，使一个全面反映资源成本、生产成本和环境成本的价格体系，已经在最紧缺的资源领域注入了浓厚的市场化色彩，距离真正起基础性作用的愿景，触手可及了。

　　令人瞩目的垄断行业改革的深度推进，更加重了市场化的不二地位。东北、华东、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试点取得进展，大用户直接购电试点开始实施；国务院批准了《邮政体制改革方案》，邮政政企分开和监管机构组建等改革工作稳步推进；在市政公用事业领域，投资多元化和经营市场化格局基本形成；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走一条在国家政策引导下运用市场机制加快铁路发展的新路子，已成为改革“老大难”行业的希望……

　　各种行业的“门槛”已突破了行政力量垒砌，而依靠市场力量来“守候”。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非公有资本进入民航、铁路、文化、出版和金融等重要领域的政策限制，实现了重要突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已累计出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政策性文件200多件。在各项政策的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呈现出生产和出口快速增长、效益稳步提高的良好态势。

　　中国的市场化步伐的深度影响，不仅仅止于国内，同样牵动全球经济。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国内外引起积极反应。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一系列配套措施相继出台：加快发展外汇市场，为市场主体提供交易避险工具；扩大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同时允许银行自行制定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价格；提高境内机构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限额和居民个人因私购汇指导性限额。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力平说，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中国国内经济政策的一个转轨，可以帮助中国适应全球化、适应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同样，为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继2003年选择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进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后，2005年又启动了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市场化推进力度，不仅致力于满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样也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加深。

　　国际化：全球增长的“中国发动机”

　　“我们中国的农民都知道WTO。”胡鞍钢说，“我的学生在那段时间都要到下面讲课，就讲什么叫WTO，什么人来听呢，企业家来听，当地官员来听，也包括农民企业家。中国意识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危机，大家集体学习，战胜危险。”

　　从2001年到2004年，中国仅用了4年时间国际贸易额就翻了一番，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由封闭经济贸易到开放经济贸易的跨越，成功实现国际化转型。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长，4年间共引进外资2100亿元，2004年实现历史上首次突破6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开放的“新兴市场”，实际开放度在中、印、俄等10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是最高的，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竞争最激烈的特大市场。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估计，从2000年以来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相当于印度、巴西、俄罗斯三大新兴经济体总和的两倍，今日的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这些新兴经济体。

　　“中国发展的实际超过我们的预期，也超出国外人的估计。”胡鞍钢说。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认为，中国正在开展一个真正的大跃进，这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他说，世界最为重要的不是伊拉克和反恐战争，而是中国作为亚洲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崛起。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教授撰文指出：虽然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过去亦曾经历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长时间内如此强劲增长，其发展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影响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

　　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不仅经济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整个社会也加速向全球开放。2004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1亿人次，相当于世界总数比重的14.5%；中国居民出境人数则从1998年的843万人次，上升至2004年的2885万人次，6年间增加了2.4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3%。

　　胡鞍钢预测，今后中国不仅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体之一，而且还会成为世界最大旅游目的国和出境国之一；中国不仅成为世界最开放的市场国家之一，而且还会成为世界最开放的社会之一。

　　伴随着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200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4%，中国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首要贡献因素。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发动机。2004年全球贸易增长率高达10.2%，中国32%的进口高增长是其首要贡献因素，这一年全球货物贸易的20%以上来自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为其他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场。

　　“可以说，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已经使得中国的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联为一体。”胡鞍钢认为，这已经对中国的决策机制构成了重大挑战，要求中国的决策者必须从封闭决策转向开放决策，必须统筹兼顾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

　　《创造国际化的亚洲品牌》

　　要通过创新 在国际化竞争中成长

　　资料1：

　　工业化模式的交锋

　　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转型，围绕重化工业发展的争论，已持续近两年。

　　2004年7月，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全国政协十届六次常委会上敲响警钟：中国各地不可一窝蜂发展重化工业。他认为，一些地方想走重化工业道路，是因为这能够为当地带来较多的财政收入，但这种转型的后果，一是导致“资源的紧缺”，二是“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很差”。

　　不久，另一位经济学家厉以宁作出回应。2004年12月，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论坛上明确表示，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他认为，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小国可以跳过重化工发展阶段直接以发展新兴技术为主，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因此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

　　200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吴敬琏和另一位经济学家樊纲各抒己见，“重化工业”问题再度引发争论。

　　吴敬琏认为，依靠大量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外延增长的重化工业模式，是旧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就业问题主要要靠服务业和小企业的发展，而不能靠重工业和大企业。

　　樊纲则称，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最大的挑战就是2.5亿至3亿农民的转移和就业问题。哪里能创造这些就业呢？就是重化工业。

　　重化工业之争，可被视为2002年“世界工厂”争论的继续。

　　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首次提到，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厂”。这是因为，在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中，“中国制造”均已在世界市场份额中名列第一。

　　面对这样的评价，中国经济学界作出回应。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2002年7月称，从产值比重、产品附加值、全球市场排名来看，中国离“世界工厂”还有一定的距离。

　　有评论认为中国不应争当“世界工厂”，而应着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樊纲对此泼了冷水，认为中国只有先做好“世界工厂”，才可能做好“世界实验室”。

　　“要不要成为‘世界工厂’？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就业问题，是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今年1月，樊纲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再次强调。

　　资料2：

　　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之议

　　如何进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从2004年热议至今。

　　掀起这场波澜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被称为“炮轰德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引发了德隆和格林柯尔两大企业帝国的轰然倒塌。

　　郎咸平发表了他对于国企改革中产权转让尤其是管理层收购（MBO）模式的看法：“原来我家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以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予以反击：“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保姆糟蹋这个家的话，主人哪去了？如果主人很久不着家，半年都不回来一次，那么保姆很可能就会糟蹋这个家。没有负责任的老板，就没有负责任的员工；没有负责任的主人，也就难有负责任的保姆。保姆能够登堂入室成为主人，难道不能说明这个主人不称职吗？这也正是所有者缺位造成的。”

　　国资委2004年9月对这场争论作出回应，称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是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相符。

　　2005年4月，国资委、财政部出台《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强调“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及所属从事该大型企业主营业务的重要全资或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和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不向管理层转让”。

　　但是今年1月国资委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又传出微妙信息：“严格控制企业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持股”。这虽未突破“暂行规定”的底线，但“严格控制”已暗含解禁之意。

　　资料3：

　　“计划”变“规划”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均以“计划”的形式制定出来，直到制定“十一五”规划时，“计划”被“规划”取代。这一字之差的含义深远。

　　一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又一个历史坐标。凸显政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达到73.8%，超过市场经济临界水平（60%），属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十一五”规划就是从这一实际出发，从过去具体、微观、指标性的产业发展计划向宏观的国家空间规划转化。

　　二是淡化过多过细的量化指标，政府更加注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调控。“十一五”规划改变了过去把一些量化指标搞得过细过多的问题，抓住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突出战略方针、战略任务、战略布局、战略措施和重大政策。

　　三是政府克服“越位”和“缺位”，加快职能转变步伐。“十一五”规划将增加人文和社会指标，这是政府转变职能，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需要。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