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夏天，一场前所未有的娱乐风暴席卷中国，那就是“超级女声”选拔赛。15万人参赛，至少54万人参与票决；前三甲一晚总计获得约900万选票，4亿观众的眼球被吸引到决赛上；最高的电视广告报价，最热烈的媒体讨论，一切都表明，“超级女声”构成了2005年最具标志性的大众文化事件。

　　在有关超女的所有言说中，“德国之声”的评论最有意思：对“超级女声”，小女生看到了帅，老男人看到了色，革命家看到了民主，流言家看到了黑幕……最糟糕的是，道德家看到了低俗。

　　这一评论显然宗自鲁迅对《红楼梦》的著名论断：“《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难道说，超女仿佛一场当代“红楼梦”？梦的气息的确弥漫于整个赛事，这一节目之所以能够迅速红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设门槛，满足普通女生从“灰姑娘”变成“白雪公主”、一夜成名的“明星梦”。“超级女声”好比一部以普通人的梦想为养料的巨大造梦机，即使大多数人美梦成真的概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他们在出局时也会得到安慰说：“至少我们还有梦”。就连常被与之相提并论并遭到贬斥的央视同类节目，其名字不也叫做“梦想中国”？

　　人人心中都有梦，关于爱情、青春、健康、亲情、友谊的梦，这是千百万年来积淀在人类心底的集体无意识，它形成了一种莫之能御的心理能量，永远在寻找释放和宣泄的出口。据荣格的分析，文化就是这种出口，它以象征的形式来释放和宣泄这种集体之梦的巨大能量，它超出个人现实之上而为人类所共有。梦，由此成为人类心灵的共通常数。

　　文化工业

　　作为宣泄出口的文化，在当下已经从过去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在文化被商品化、消遣化和娱乐化之后，它就具备了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工业”性质。文化工业的产品随处可见，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思想，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都得通过文化工业这个过滤器。文化工业的欺骗性表现在，它给人们提供纯粹的娱乐和消遣，而并不提供思想和对现实的真实性认识。虽然娱乐和消遣也是人的正常需要，但是“娱乐消遣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劳动的延续。”（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28页）

　　什么意思呢？文化工业的机器——报纸、广播、电影、电视——必须为人们下班休息时提供娱乐和消遣。“文化工业使精神生产的所有部门，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人们傍晚从工厂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上班为止的思想。”（同上123页）娱乐和消遣免去了劳动的紧张，观众没有自己的思想，在松驰的心境中，第二天又心安理得地去从事日常的劳动。正因为如此，文化工业在现代社会里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成为人的社会劳动的再生产的催化剂。

　　就催化效果而言，整个“超级女声”事件就是一场白日梦。关于这种集体梦的传递情况，马尔库塞的一段描述很好地刻划了其软性的和隐蔽的方式：“整个大众传播过程具有一种催眠的特点，同时它被染上一层虚伪的亲近的色彩——这是不断重复的结果，是对传播过程的熟练的管理指导的结果。这种大众传播直接同接受者相联系——没有地位、教育和职务的距离，并在起居室、厨房和卧室不拘礼节的气氛中射中他或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9页）

　　这种方式没有要求人们服从和屈服于文化工业灌输的东西；相反，受众似乎是很有选择权的。毕竟，观看“超级女声”与否仍属一种个人选择。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节目，在遥控器上点一下就可以换台。然而，一旦深入内核，在这种“自由”的选择和接受背后，就会发现一种强制性的框定。从表面上看，文化产品五花八门，色彩缤纷，但霍克海姆和阿多诺指出，这是一种“编制”出来的虚假个性。因为文化工业的生产模式在根本上就决定了，“个性”上不同的产品实质上是标准化的。这恰恰构成了流行的文化产品大行其道的秘诀。

　　结果是，大众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容忍一再生产出来的总是相同的产品”，另一方面又“对一切未经证明是畅销品的产品不予信任”，陷入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启蒙辩证法》，第131页）。“超级女声”被证明是畅销品，引发了空前的“追星逐梦”潮，看似电视台成功地满足了受众的需求，其实在骨子里，这样的需求不过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的需求”。“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所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单向度的人》，第6页）

　　有人会问：如果精英眼中的“虚假需求”就是民心所向，难道精英们要闭起眼睛无视这样一种民主的力量吗？“超级女声”的选拔机制和极高的参与性，确实显现了某种民主的萌芽。海选、票决；场外声势浩大的拉票运动；还有网络上轰轰烈烈的造势和“玉米”、“笔迷”、“凉粉”们利用网络平台的自发组织，所有这一切都多少含有一些民主的“彩排”意味。但是，与此同时，不民主的非和谐音符也大量存在。譬如说，支持者的投票机制体现的是金钱政治的原则，没有任何政治平等的意义。不是一人一票，是一人有15票，有钱就可以多投票，在长沙就发生过一位“神秘人物”“砸”下50万元人民币，买下1万张神州行卡投票的故事。又譬如，不同的“超女”支持者阵营在对垒时，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反对意见。在网络“战场”上，“粉丝”们一方面竭力为自己的偶像“邀功摆好”，同时又不择手段地攻击对方的偶像，民主社会所必需的宽容，远不是他们崇尚的美德。

　　更关键的是，像超女这样的大众娱乐既可能激发人们对民主的渴望（娱乐人物都可以选，政治人物为什么反而不能选？），也可能削弱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在“超级女声”比赛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有从众心理引发的狂热，而嗅不到一丝一毫的反叛气味。这表明文化工业成功地淡化了人们的批判自觉，因为它生产出的文化商品剥夺了大众对艺术的超越性价值的追求和大众个人的主动性，使其只作机械的条件反射；大众意识由于不断地受到这种丧失了否定性、超越性的文化商品的催眠和灌输，开始逐步习惯于对社会现实不加批评。马尔库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抨击所谓“单向度的人”的出现，即世界充满了丧失对现存社会否定和批判的向度、而只剩下屈从于现存社会制度的向度的人。

　　我们看到，超女的拥戴者，一方面非常崇尚自我表现，积极参与娱乐活动，另一方面又对很多政治问题持有一种漠不关心的心态，这种一热一冷、一投入一疏离的情状在他们身上杂然并存。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娱乐公众到底能不能转换为政治公众、民主公众？对此一转换的估计是不容乐观的：在娱乐社会中长大的年轻一代，从社会时事中所获得的认知远远少于从娱乐中所学到的东西，致使他们无法观察自己的生活和政治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正是因此，我们对超女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超女代表了“公民社会的发端”等等论调，恐怕不宜抱以太高的期望。很多对此喋喋不休者，不过是把他们的主观意志投射其中而已。

　　奢侈与消费社会

　　在不能高估超女现象的政治意义的同时，我们却切不可低估超女现象的经济意义。因为超女这场游戏并不仅仅是一场春梦，它意味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梦幻经济开始在中国浮现。

　　对现代经济的理解，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的理解。韦伯与马克思是分析资本主义的两位大师，他们都针对现代资本主义之性质及后果给出过科学诠释，只不过韦伯多一层“价值中立”的保护膜，也缺乏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终极抱负。

　　桑巴特与韦伯同时代，他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发现，韦伯只注意新教伦理提倡的勤俭节约是不够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发展起来？桑巴特认为，这同法国和英国的贵族、特别是那些贵妇人的存在有关，她们对香水、首饰、项链、服装无休止的追求，是勤俭节约的小企业家和资本家们不断生产、其商品能不断卖出去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一观点归纳起来就是：奢侈产生了资本主义。桑巴特对奢侈的定义很简单：“奢侈是超出任何必要开支的花费。”（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9页）而推动任何类型奢侈发展的根本原因，几乎都可以从性冲动中找到。

　　桑巴特的消费主义的论述发展到鲍德里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有关消费社会的理论体系。鲍德里亚认为，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消费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被物所包围，并以物（商品）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社会。他进一步断定，这个社会已经不是政治、工业组织的天下，而是围绕着消费、符号、形象和虚构组织起来。消费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它将物质消费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人们消费的不再是物，而是物所代表的符号意义。

　　从消费――而非生产――出发，来诊断现代社会的性质，这是桑巴特和鲍德里亚的共同特点。这种消费主义视角颠倒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生产主义视角，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消费是新的支配形式。这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它力图告知我们，物质财富的生产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和发达程度，这种长期以来的看法可能过时了。人们热衷消费的对象由大规模的物转向符号价值，这场转变首先发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是西方国家特有的现象。它被作为先进的科学技术、高级的商业以及令人艳羡的生活方式的代表推销到世界各地。“超级女声”以“美国偶像”为蓝本，事属必然。

　　超女们消费的是幻想，是情感，在这种消费中她们（以及热衷于追捧她们的观众）能够得到在物的消费中无法充分得到的精神满足甚至人生的幸福感。在“超级女声”这场全民娱乐中，组织者、推广者和参与者一起证明了，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而如梦如幻的符号带有比物质有更高的价值。它打动的是人的心灵，而不是人的头脑。

　　欢迎进入梦幻经济时代。它是一种不同的关于身体和快乐的经济；在这个时代，符号胜过实物，摹本胜过原创，现象胜过本质；生活无限商品化，广告占据支配地位，社会事件仅仅通过大众媒介的娱乐代码获得意义。我们面临的梦幻世界是一个后现代的符号世界――无深度、无根源、无所指。这一世界对男性和女性观念的界定，成为男人和女人们评价自己的标准。在这个由符号价值组成的虚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通过无意义的消费来表演。

(责任编辑：廖翊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