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的理念大致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理论界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长达十多年，反对者主要从教育的公益性出发，在价值层面质疑产业化、市场化的主张；支持者强调教育所具有的产业性质，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教育产业的发展是无可争辩的基本现实。最近，教育部负责人严词否定“教育产业化”的提法；由于现实教育中的种种乱相，饱受其苦的家长和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强烈声讨“教育产业化”。显然，教育产业化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是混乱而面目不清的，有必要作一番疏理。

　　一、“教育产业化”的理论之争

　　教育产业化的理论并不“邪恶”。在计划体制下，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进而认为教育只能由政府投资举办，形成国家垄断、包办教育的困窘局面。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使我们认识教育既具有公共性，也具有私人性，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提供的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其公共性部分由政府购买，私人性部分作为个人的自我投资，由受益者个人购买。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也具有提供教育服务的交易性质。对国家而言，教育不仅是一种公益事业，还是具有很高经济回报率的战略产业，教育的发展需要打破封闭，引入市场竞争的机制，建立经费多样化的渠道。

　　1980年代发达国家以及最近日本被称为“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改革，即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改变政府干预过多的治理模式，增强高校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提高教育的效率和效益。其主要内容包括：减少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资比例，增加非国家的(包括市场、个人和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强化高等教育与私营经济部门和工商界的联系；加强私立－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等。

　　在许多国际组织的统计分类中，教育均被列为“服务产业”、“第三产业”。在199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教育被明确列为第三产业，而且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决定》提出要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自我发展机制，对包括教育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它被主张教育产业化的意见引为最重要的论据。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基本态度，是承认教育具有产业属性，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等。但从维护教育公益性的角度出发，反对提“教育产业化”，认为所谓“化”，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意。

　　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教育具有某种产业性质，教育需要引入部分市场机制以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个人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等概念应当说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教育产业化”，在这些方面是具有共识的，争论主要在教育产业“化”与不“化”的认识上。我认为这种词语之争其实并没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反而削弱了我们对这一进程的实际关注。

　　虽然我们的官方政策没有提“教育产业化”，但事实上“产业化”的问题之严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所没有的。一种理论的现实命运，并不是由讨论或表态决定的，而取决现实的社会需求、价值导向和利益博弈。

　　二、“教育产业化”的现实表现在事实的层面上，究竟哪些行为、内容属“教育产业化”，同样众说纷纭。大家在使用这一词语时的所指其实是各不相同的。

　　狭义的理解，它主要指在学校举办企业、科技类和服务类的校办产业。中小学的校企在1980年代红过一阵后，大多衰落不振。在1990年代全民经商的气氛中，高校掀起大办校企的热潮，一时公司林立，教师下海，蔚为大观。至2000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近2100家。至2001年底，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左右。

　　这一成就背后的事实是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那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大多数校办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高校深感风险巨大，无利可图。由于企业运作不规范，校企不分、产权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亏了，大的跑了”的骑虎难下之势。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校企改制试点，明晰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并最终使校、企完全分离。宣告了这一政策的终结。

　　发展教育产业也指发展民办教育、发育教育培训、留学教育等教育市场。的确，民办教育本来应当是教育产业化最重要、最主要的力量。尽管近十年来民办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非常弱小。2002年，民办小学在校生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总数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占0.9％，职业中学在校生占1.25％。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在校生32万人，仅占高校本专科生在校生总数的2.2％；即便将各类民办高教机构的学生都算上(包括大量高考落榜补习者)，也只占9.6％。无论与1950年时的规模、水平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相比，几乎都不具有可比性。民办教育缺乏与公办学校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产权不明晰和难以保障等等，成为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

　　广义的理解，教育产业化泛指利用市场手段扩大教育资源、利用市场机制“经营”教育的各种举措。其中最突出的，是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和缴费上大学。中国农村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就是主要通过集资办学，所谓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农民自己为自己埋单而支撑的。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学校实行“一费制”，许多地方义务教育陷入难以为继、前所未有的困境。1997年全国高校实现“公费生”和“自费生”并轨收费，高校学费标准从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目前多为4000－5000元以上，加上其他各种费用和生活费，大学生实际支出的费用要高得多，大约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年的收入或两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导致大学出现约占学生总数20％左右的“贫困生”阶层，每年都有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发生。虽然国家有“奖、贷、勤、减、补”等五种方式帮助贫困生，但作为主体的国家助学贷款因种种原因难以大面积推进。

　　不难认识，近年来教育产业的发展是有其正面价值的，如教育培养能力扩大、效率得以提高，教育经费的来源更为多样化，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概念已经形成，教育市场和教育的选择性开始出现，学校与政府、社会和学生之间的新关系开始建立等等。

　　但这一进程的弊病和代价同样巨大。教育资源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体制相接，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各种价值模糊、产权暧昧的“改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的学校，实行“一校两制”的“校中校”、“二级学院”等等，利用国有资源和名校品牌大赚其钱。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学术剽窃案、“注水文凭”、逐渐制度化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人为制造的“择校热”和巨额的“择校费”，以及严重的教育乱收费等等，导致学校的功能、面貌变异，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社会舆论对“教育产业化”的强烈批判和否定，正是基于这种最宽泛的认识，即把学校围绕经营、创收等产生的种种怪事乱相都归于“教育产业化”名下。由于教育产业、高等教育市场化在理论上毕竟具有特定内涵，因此我更倾向于将上述弊端归因于“单一财政视角”的改革所导致的后果，这是我们当前特别需要认识和辨析的。

　　三、对“单一财政视角”教育改革的反思

　　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多年来教育界推行的是一种被称为“财政视角”的改革，或者说是一种“经济主义路线”的改革，其主要动机为弥补教育经费短缺，兴奋点围绕着创收、经营、转制、上市、产权、市场化等问题，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而缺乏对教育公平、教育品质的关注，经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教育话语。因此，现实生活中出现这样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教育的数量增长、规模扩大，人们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多；与此同时，教育越来越昂贵，越来越“豪华”，享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金钱和权力的较量。一方面，各级教育的发展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与此同时，出现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以及教育品质的恶化，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至20年来的最低点。

　　“单一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的局限性和后果已经彰显。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反思，重新认识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基本规律、基本价值，认识在市场环境中政府的教育职能和行为定位。

　　1.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想，维护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

　　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警惕和防止市场价值对教育功能、教育价值的异化，保持教育的人文性、公正性、纯洁性已经成为对现行教育的一个基本挑战。不能不看到，一些学校被迫的创收压力正在变成主动牟利的动力，并形成某种利益集团(最近北航招生丑闻即是一例———编者注)。在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的教育活动中，有的地方将重点学校作为地方财政的财源；许多地方通过政府干预，用借贷等方式创办完全脱离中国国情的昂贵的“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建一所高中动辄花费几千万元、一亿元、两亿元甚至更多)，用高收费的方法将债务转嫁给学生家长。类似地，如果私立教育以营利为目的是不合理的，那么用政府经费举办、拥有优质资源的公立学校，大规模公开牟利的行为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

　　我们需要重温渐被淡忘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方针，认识现代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道德基础，认识义务教育和公立学校的本质功能，需要重申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教育价值，尤其是社会公正、教育公平的价值，从而避免教育改革蹈入目中无人、惟利是图的价值真空。

　　2.明确政府的教育功能定位。

　　政府最主要的教育责任，是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义务；最重要的教育功能，是建立和维护市场环境中的教育秩序，以及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措施保证教育公平。多年来教育经费不足的现实是迫使学校自谋生路、教育走“产业化”道路的根本原因。解决教育经费危机的根本之举是政府承担自己的教育义务。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是至今仍未真正实现的小平同志的遗愿之一。切实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甚至不惜降低一些经济增长速度，把义务教育、农村教育搞好，是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现代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和保障教育公平，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教育不能“劫贫济富”，没有一个政府是以扶持强者、制造和拉大差距作为教育政策的。用倾斜政策人为制造和扩大学校差距制造“重点学校”，以及移植泡沫式房地产开发思路，将制造豪华、昂贵的“优质教育”作为政绩工程和既得利益，是一种典型的反教育行为。需要真正贯彻基础教育均衡化的方针，而不是只当作一句时髦的口号。

　　3.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之举是改革宏观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

　　旨在提高教育效率、扩大教育资源的“教育产业化”，由于在高端和宏观上教育资源没有放开、政府垄断没有打破的情况下，将危机下放到终端，让学校、教师在微观上去“搞活”，因而必然是畸形的和不健康的。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途径是打破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吸引社会资金向教育的流动，把教育办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建立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促使民办教育的良性发展。

　　此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垄断、包办高等教育。正如不少学者建议的，在教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政府集中力量办好一批优秀高校，让一部分高校转制，将节余的政府教育经费用于支持义务教育。

　　4.提高教育效率、改善教育品质需要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包揽过多，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弊病严重，它与扭曲的教育市场的结合，极易成为教育腐败的温床。因而，有必要使教育改革走出单纯的财政视角，进入更为实质性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改革。在现行制度环境下，促进管理体制改革，减少冗员冗政，建立信息公开、社会参与的民主管理，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教育成本和提高效益；也是在市场环境下改善教育品质、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