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无法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那么任何历史的假设都没有意义。

　　2005年底，陈凯歌以三亿多的耗资推出的巨片《无极》，终于宣告了自己像张艺谋一样完成了相似的蜕变──从《霸王别姬》的历史厚重感，到叫卖与历史与现实都毫不相干的《无极》，陈凯歌终于把电影空洞化成一堆高科技的文化垃圾。

　　这不是有意要向陈凯歌单独发难，在我看来这个结果与“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一样，都具有某种共通性，就像伪劣商品横行二十多年，包装日趋精致可以乱真，它都会被同样强大内在的逻辑支配着。

　　2005年的“亮点”

　　工业革命创造了“大众”，而媒体作为大工业的一种，为满足大众的需求制造的所谓文化“亮点”，朝着娱乐化、社会化的路子狂奔，就有其必然性。盘点2005年中国“文化”同样很容易发现那些“亮点”具有的这种特性。对于处于剧烈的转型期的中国来讲，这个现象尤其明显。

　　电影是工业时代的普罗大众艺术，在中国好歹也有了一百年历史。然而，在纪念中国电影一百年的时候，人们能看到的最有影响力的导演导出的所谓大片，几乎都被异化成了 “贺岁”+“票房”的概念，这个概念下的产品则大多是内容空洞荒诞费解的怪物。

　　与2005的电影界有关的另一个热点显得十分悲凉。42岁的付彪去世，围绕付彪之死的评说动机，竟是个与电影无关而与“好人”有关。民间的看法则因昂贵的医疗和供体问题而形成对立态势。我们可以很容易察知这种认知断裂的现实原因，2005年哈医大二院500多万天价医疗费的事件，为这种断裂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多年来，文化领域的新闻或评说，还普遍呈现着这一明显走势：价值和视角取向高度的娱乐化或社会化。2005，无论是被装进嫖娼圈套成了自身成了公众笑料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还是 “超女”的盛大狂欢，乃至公众和舆论对“世纪老人”巴金之死的反应都是如此。

　　当“主流”电视台的主持心怀极大醋意，却扮演着道德法官恶狠狠地对“超女”大加挞伐时， “非主流”媒体却热情百倍地“在操女的身上操练（或者说“意淫”）着民主”。而从操作“操女”的湖南卫视最强大的动机却不过是商业的利益，既无道德和非道德的考量，更与民主八竿子打不着。所以，判断超级女声是不是2005年具有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事件，本身就可能因为主观价值判断取向的不同而出现极大出入和谬误。

　　当一些人强努着为小说家巴金加冕“文化英雄”桂冠或“良心”时，却无法消解更强烈的记忆：巴金活得痛苦而软弱，他多次对家人提出请求安乐死，却最终被迫在植物人的状态下活了那么久，这本身就有足够回味的了，巴金终于可以死了，他生前那些为人所知的努力──诸如“讲真话”（《随想录》）、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动议，哀而不伤的表达，不能说没有意义，但这与一个“文化大师”名头所应具有的深刻和力量来看，还是太过遥远了，这些道理不但是大多数平常人都能讲述的，而且事实上比这种表达更有力量，更深刻得也多的是。

　　文化人的活力是不能靠福尔马林来维持的，但福尔马林却能把一个文化人变成有活力的文化“亮点”和话题，这是文化人的悲哀。

　　断裂的社会与炒作的动力

　　炒作似乎是公认的贬义词。但这里存在着一个盲点：不是任何事情你想把它炒热就能炒热的。任何能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的人或事，必有内在的张力起作用。

　　从2005年的许多文化热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共识的显性裂痕正急剧加大。这种共识的裂痕，它不但体现在认知层面上，甚至在最基本的事实判断的层面上也如此，其中尤以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更为奇特的是，李敖在三所大学的演讲，还产生了类似磁极反转的效应，从前的“粉丝”（或仰慕者）齐喝倒采，许多不屑者甚至恶李者却突然摇身一变成了粉丝（注：李敖自述“北大是松与紧，清华是中与洋，复旦是黑与白”，或北大演讲是“金刚怒目”式，清华演讲是“菩萨低眉”，复旦则讲“尼姑思凡”）。

　　在李敖的“三锅浆糊”前，许多文化界人士出来热情评说，而且似乎是继承着“知人论世”的传统的评说。但其实质却是再一次相当彻底地暴露了作为整体的文化界普遍的日常失语状和缺乏主见的可悲，常态的“学术思想讨论”固有的旧疾“动力匮乏症”更加明显──没有名人或剧场效应的拉动，有着重大价值的文化论争越来越无力展开。而借助新闻事件或时尚话题展开的所谓文化论争，则如短暂疯狂的“呼拉圈效应”，几天之后便归沉寂，然后大家随遇而安地等待着下一次偶然的高潮，论战再从ABC掐起。

　　当下中国的文化知识界，既缺乏规范明确的学术共同体，共同的学术信仰几近空白。

　　2005年，刘心武在央视上大侃“秦可卿学”，这又激起的“红学”权威的强烈反应，它几乎重复了十年前电视剧《水浒》热播时的故事，“水浒专家”面对电视剧作恼羞状，愤然指责电视剧不尊重历史。后者表现上看似接近“学术规范”本身，却依然没什么实质的前进。刘心武为什么就不能“研究”红学，甚至把红学变成“秦学”？自命为红学权威的，为什么不能你说你的，我研究我的，大家相安无事？

　　在网络上，红学权威遭到了无情的嘲弄。同样可用这句可悲却有相当真实性的话语来概括，这年头“没有权威，只有淫威。”谁在大众传媒上掌握了大喇叭，谁就能浮出水面，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

　　中国社会在向商业社会转型的20余年，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主流”，这使得仍然靠供给制维持生命，原来就很逼仄死气沉沉的学术空间显得更压抑。许多在电视上活跃的文化名流、专家学者，明白媒体运作的人都很清楚，那不过是一件同样文化衣衫，刻薄一点，甚至这些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人，也可以说就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道具而已。

　　在旧有的格局中，很难产生陈逸飞那样既能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又能保持文化创造活力的人，即使是陈丹青或贺卫方那样的也属凤毛麟角。受聘的画家陈丹青因不满清华的教育体制挂冠而去；贺卫方则因传统的招生中存在的严重弊端而拒绝再招研究生，这都引起了不小震动，它也反映了文化学术共同体的断裂。若从“炒作”角度看，这同样是大众传媒炒作的极好契机，但用严肃的态度考察，也不难发现，缺乏共识正是媒体能把事件放大的源动力。

　　相形之下，号称成果丰硕的中法文化年项目虽多，时间持续甚久，确有许多精彩内容，但它在大众媒体上的声势甚至不及一个三流演员的故事。

　　文化，复兴还是重构？

　　文化复兴说，在中国其实由来已久，如果不预设立场的话，那么早在八十年代初的精神文明建设，包括“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官方提法，都可以视为在文化上整合国民的的努力。

　　如果从宏观的视野和更深层次的角度审视，那么2005年最大的文化动向则是有关“国学”的“读经”的论争，还包括所谓“全球华人”、据说声势浩大的祭孔事件。

　　但复兴的含义是什么？复兴显然与传统对应。传统的复兴，其必然的一个前提是对传统的充分肯定。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复兴传统”的这种“建设性”主张取得的共识相当可怜。

　　没有分歧的事实是，当代的中国人与传统之间的联系早已被彻底割断。

　　自鸦片战争以来，封建传统文化就开始了连续解体的过程，国人与传统之间就开始了连续的不可逆的分离过程，到了“文革”达到极致，以“砸四旧”、“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类关键词为代表的实质性的文化大破坏，宣告了中国人与传统文化之间曾有的血肉联系被彻底割断。

　　扫荡封建文化经，革除专制制度并不错，但国人与旧有文化传统关系以这种剧烈的方式被割断后，的确也阻断了对自身历史的基本记忆，所以这些年，在“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中，许多盲目的国人却在不断地上演着大大小小的“数典忘祖”的悲剧：诸如愤起“保卫端午节”的人，并不知韩国的端午祭与中国的端午节并非一回事；漫骂章子怡的也不知日本的艺伎与妓女有着极大区别，继续上演“床上的爱国主义”的闹剧。这些愤愤对女人与国家尊严之间的关系的见识，甚至不如封建时代的一般文人。

　　民间这类“数典忘祖”的笑话频出并不奇怪，清华大学校长错读送给客人的书法礼品，连起码的礼仪──必须清楚送给客人的礼物是什么都做不到，则从教育与传统关系的更高层面上，印证了这种尴尬多么具有普遍性。

　　有理性的人，不会完全否定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问题是，当我们与传统的关系事实上已经完全断裂，而现实的中国已成为地球村一员，必须面对全球化的语境的挑战之时，所谓“复兴”就有个绕不过去的前提：传统文化是如何土崩瓦解的？如果不知它是为什么崩溃的，所谓“复兴”岂不有扯淡之嫌？这样的“复兴”如果成真，很可能就是再次捡起当年令自己鼻青脸肿的落后武器。即使历史上某些确实属于优秀的东西，放在当下背景中看利弊如何也依然是个问题。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加剧、贫富差距加大，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的调整，甚至一般人际关系的调整，都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这毫无疑问是社会断裂现象表面化、各阶层的共识日趋匮乏的直接原因。孙大午的鞋套事件，也同样印证了在人际关系调整的共识匮乏的严重性。这种情形加上选择性的历史遗忘，也为“复兴”说提供了浮出水面的契机。

　　所以，当新儒家再次把孔圣人抬出来，令人侧目地鼓吹“王道”的时候，虽然不能不有些令人惊讶，但就像文革极左的思潮也在不同程度上死灰复燃一样？都并非偶然现象，而在“普法”二十余年的中国，竟奇迹般出现俨然宣称，只有儒教才能救中国，实现世界大同的奇文《2005中国曲阜孔子国际文化节祭孔大典祭文》，面对这样的祭孔奇文，除了好奇的滑稽感之外，更应该问的是“为什么”？

　　中国的文化，“复兴说”的疑问显然巨大；而重构的基础是什么？是民主法治嘛？如果是，又如何推动它呢。

(责任编辑：廖翊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