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中国乃至世界各主要报刊都刊发了这样的消息：中国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二00五》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这种不公平尤其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及不同人群之间表现得极为突出。报告指出，中国的弱势人群，尤其是无地农民、民工、下岗职工和农村人群，处于极端贫困的生活环境中，他们正是这种正在不断增加的不公的受害者。

　　世界流行以基尼系数描述社会分配的公平度。以零点四为警戒线，大于零点四，表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出现了社会不公平。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零点四，达到零点四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在中国，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

　　对于中国来说，同样的警告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人们似乎并没有深入研究和体察这些冰凉的数据背后的一个个血肉之躯所承担的残酷现实。

　　剧烈的贫富分化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在一个法制尚不完整的社会里产生的财富聚敛和相对贫困。目前，大多数意见倾向于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仇富心理”。与此同时，媒体上不断出现杀手杀富劫财的恶性事件。甚至为了一饭之饱直接需求铤而走险的事故，也层出不穷，其血腥令人不寒而栗。如果用“贫富分化”“仇富”“富翁被杀”等关键词搜索，一般会出现三十万个左右的相关网页。

　　那么，到底如何评估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它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它是如何形成的，它的现实危害到底怎样，还会有什么可能的后果，如何抑制贫富鸿沟的继续加深，如何抹平“仇富心理”和“杀富情结”，最终实现社会和解，使国家能够长久地在和谐的轨道上运行，则是不得不认真考虑的课题了。

　　权利的贫困：中国贫困人口的生成

　　要说清楚新时期贫富裂变的起源，首先得廓清一个一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混淆了的概念。那便是，认为中国是从一个“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走到今天的，意思是，在开革开放之前，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大家都穷”。但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平均主义”的童话世界。

　　改革开放是从一个极不平等的等级社会发轫的。不仅包括政治权利、教育权利和话语权利的不平等，特别也不要忘了经济权利的不平等。先说教育权，因为对于中国新一代穷人得从这里说起。

　　从新中国开始，任何一个城市，最好的幼儿园，都是“机关幼儿园”，例如在省城，那便是省级机关幼儿园，其次是市级机关幼儿园，以下按各机关的权利递减而递减速。相应的，最好的小学和最好的中学也是依次属于一个城市最有权力的机关的子弟们。至于大量的贫民子弟，他们进的觉得大致差不多。

　　这就是国家投资的等级教育。这种教育等级，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今天的教育不平等的物质起点。而今天，教育等级的观念还在主导中国的教育投入政策。每一个城市还在继续打造屈指可数的几所重点学校，甚至还在用财政资金投入权力部门的机关幼儿园。稍有变化的事，教育权可以用金钱赎买，于是，重点学校和高级幼儿园又成为一种权力寻租和掠夺社会的工具。

　　今天人们还能看到，中国“重点学校”和“机关幼儿园”跟一般学校和一般幼儿园，特别是“民工子弟校”和“民工幼儿园”的差距，几等于美国跟乌干达。然而，如果你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工孩子，却连选择末等教育的机会都没有。即便是到今天，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早已上了大学，教育资源宁可空转，也坚持不让外来子弟在他们的父母身边得到义务教育。

　　今天中国的新一代穷人，以这一当代世界最黑暗的教育政策排斥下成长的青年为主体。自从城市有民工以来，至少有两亿以上人次的民工成为城市苦役，如果每两个民工有一个学龄子女的话，应该有一亿左右的子弟在人生的起点受到教育剥夺。他们要不在父母的工棚边“敞养”，就是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无奈地消磨时光，大量的农村学校也就在这期间由于生源流动而次第消失的。

　　这一类失去文明教养的孩子，加上城市贫困子弟，正是新一代穷人的生力军。他们虽然生长在城市，但是，没有进行过城市文明的光和作用，他们不被城市接受也不认可城市，他们无法溶入城市，也无法回到农村，从而只能在城市边缘觅食。他们由于没有基本的文化教养而不能参与现代社会生活，他们被稳定地定位于社会底层而不可能上下流动。他们的手从来没有染指过键盘，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基本诉求也不能传达到电脑屏幕，更够不上主流社会的信息平台。没有人知道他们想什么，他们的意见只能由另外一些人士去代表。他们的父辈因为年龄的关系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回到了家乡，或者窝居在城市贫民窟，在缺乏养老保障的状态下，等待终老。他们自己的年龄已经到了二十左右，正是令人谈虎色变的“虎头帮”或“砍手党”的年龄。

　　当然，教育剥夺只是造就一代穷人的社会成因之一维。总而言之，各种社会合力使出生低微的人们缺乏人生道路的选择性。老一代穷人是城市贫民特别是下岗工人，是农民特别是失地破产农民。而新一代穷人在旧的贫困逻辑惯性下宿命地产生了，他们世袭了贫困。一旦出生传统农民和城市贫民，几乎注定了难逃贫困的命运。即便通过教育考试的晋升渠道上了大学，一方面可能因为巨额的学费而使整个家庭陷入更大的困境，同时，大学毕业获得相应的工作机会也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有可能被迫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和下岗工人一起竞争廉价的工作机会。

　　按照上述推理，两代穷人的数量大约在三亿左右。这里的穷人概念，不是通常所使用的每天消费不足一美元的标准（真要使用这个标准，或者不会低于这个数字），这里的穷人概念，是指一种相对剥夺状态下的贫困。

　　人们应该注意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穷人的劳动力的绝对价格并没有增长，甚至有所下降。中国经济开始起步的一段时间，最先进城的劳工，甚至可以获得每天五十元的劳务费，（那时，虽然他们在城市没有合法的居留身份，但相对于农村的高收入使他们的心态处于最初的兴奋中。）可是，到今天，这样的收入除非在煤矿里才能见到了，一般城市劳工，能有七八百元的月收入，就算是相当运气的了。如果考虑到通涨因素，更可以说十多年以来，底层劳工的劳动力价格绝对地下降了。

　　尽管中国的基建工地和“血汗工厂”需要大量价格低廉的劳工，但中国却有更多的穷人在等待这样的劳动机会。他们是赤裸的羔羊，种种正在知识上觉醒的劳动保障医疗健康保障概念，对他们显得遥不可及。他们亲手建设的城市根本不是为他们设计的，电影票的价格超过他们一天的劳动所得。他们被排斥在一切主流生活之外，不仅与文化享受绝缘，更因为没有休假权利而夫妻长年分居。他们不仅卖不起房，而且租不起房，根本没有留在城市的打算。当一个城市的官员使用“我们的城市”这个概念时，也许包含了城市贫民，但一般不包括占接近城市总人口半数的外来劳工。根据一般的描述，在他们中，目前尚有3500万人没有温饭！几千万人的孩子上不起学！更多的人看不起病！

　　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穷人，和他们的生存状态。

　　政治的特权：原罪经济和贪污受贿

　　改革开放（或许应该叫“改革放松”）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时，无限的权力在有限的市场长驱直入，那是“寻租”的黄金时期。以至跟官员沾亲带故都可以凭“双轨制”而奇迹般地发财。寻租的能力和权柄的力度直接对应。到今天，部分“权力经济”已经壮大到了相当的程度，对国家的经济命脉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规则没有到场，市场已经开始。这叫大胆地试。在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角鼓舞下，奇迹真的诞生了。这是资本主义来到世界之初的原始积累以来的又一次资本神话。它们从头到脚的每一个毛孔很难说比马克思所批评过的情形更干净。因为那时的财产制度是从私有到私有，没有今天从公有化为私有的逻辑背反。人们看到，一个城市的商品房的“最终定价权”实际操控当地政府，或者说政府的个别人手上。谁有能力运作资本，谁就是老大。这是中国暴富阶层的一个摇篮。

　　另外，在中国，很难说直接出卖权力的贪污受贿造就的富人更多，还是权力经济对富人数量的贡献更大。考查中国官员“权力变现”的疯狂状况的线索其实是很多的。2005年11月20日，新华社对成都市委宣传部前部长高勇腐败案的报道说，这位“共收受、索要他人贿赂财物共计价值九百五十五点四万余元，另有价值六百六十六点五万余元的财产来源不明”的官员，“主动……供述的受贿事实及数额明显超出司法机关已掌握情况”！问题是，即便这样的“主动供述”仍然有六百多万元“来源不明”。像马德和杨毓培这样，把他以下绝大多数的岗位都作价出售了的情况，是否只是他们那里的官场小气候？

　　可以肯定的是，官员腐败案的金额之飞升，远远跑在了GDP的增长率前面。十年前，一个官员贪污十万会成为激起当地市民义愤的话题，今天，一百万也构不成话题，一千万也不能。在四川，高勇贪污受贿一千六百万被判死缓在当地几乎静悄悄的，只有一个不足三百字的新华社通稿被转发在报纸的字缝中。与此同时，还有作为著名贫困县的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委书记做官五年，贪污受贿三千二百万的消息，也没有轰动效应。

　　如果采用世面上流行的分析方法，可以简略一点。例如，国有企业的代理人、国有银行和一切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行业的掌权者、国退民进盛宴中的“主宾”，这些人化公为私门道差不多是公开化的，贪污受贿的手段也是很有效的。比如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先生，在一次“国退民进”的“改制”中，就获得了一千五百万的个人收入。此书记因为在“拍卖”过程中“失手”，没有达到给改制后的私人老板的预先密谋价，而主动放弃了三百万，他们先商量的是一千八百万。

　　然后是新经济，知识经济所滋生的富人。这些人虽然也不可避免地需要跟权力合谋，但是，他们的财富相对是阳光的。跟本文的题旨关系不大。

　　总之，中国的贫富分化就这样奔上了没有刹车的快车道。直至出现各种社会病灶。

　　扭曲和误读：穷人富人之间的争夺和仇杀

　　除非个别极端例子，所谓“仇富心理”和“杀富情结”，并不是指向所有富人的。而这两个无主句的潜在主语，在人们的观念里是不言而喻的，指的是为数庞大的穷人和普通人阶层。

　　个别的攻击或不足惧，也难以避免，甚至几个砍手党徒在一个城市游击，也不说明什么。但是，当种种外力使他们更紧密地凝聚起来，就会破坏一方的稳定。两个月前，有消息说，有一个人搞了一个“杀富学校”，专门传授暗杀技术，通过发廊等边缘渠道招生。这个消息令评论界找不到评论的角度，全国人民都只能暗自心惊，摇头叹息。

　　在富人这一面，也没有形成与穷人和谐共处存的道德。很少有一个富人觉得自己在交完税以后还对这个社会负有别的义务。所谓“为富不仁”的现代版是，富人对穷人的命运没有人道的关注和同情。

　　任志强先生树立了一根富人道德的标竿。此君似乎自认是星宿下凡，肩挑到人间收取暴利之天赋使命。“房产就应该是暴利的”，据报道，这话还是在“2005首届中国地产品牌价值评估与品牌评选活动”论坛的正式场合讲的，并且言毕“断然离场”，表明对其它意见之不屑。他还有商品房“不会考虑穷人”的配套言论。当然，任志强的话如果是在指认一种业已存在的事实，而不是说“应该”这样一种价值取向，那是不错的。因为在政府和开发商上下齐的房地产界，的确是暴利的，也的确是不考虑穷人的。但是，考虑到文明世界的商业道德，即便你内心的真实是只尊重丛林法则，也应该有不便公开叫嚣的敬畏感。

　　资本是逐利的，但暴利是野蛮的，是对公众的剥夺。在城市拆迁户和被征地农民根本没法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不到三年时间，房价实现成倍增长，使无数劳动者失去安居乐业的机会。在独占顶级暴利的地产商以下，政府允许在消费者和开发商中间插入一个挟资本以炒房的食利阶层，使最后的居住者付出更大的代价，资源被层层盘剥，居于下游和底层的市民。

　　“杀富”的杀字每年都有几次被当作动词使用。著名的有，山西亿万富翁李海仓被杀；山东亿万富翁郁博文夫妇被杀；浙江温州富豪周祖豹被杀；甘肃地产大亨刘恩谦被杀；四川明达公司董事长葛君明被杀……大多数论者据此得出了“仇富杀富”的血腥结论。

　　不过，人们好像不太注意，他们并不都是被穷人劫财害命所杀！

　　今年4月，包头市亿万富翁周锦新被杀，幕后元凶同样是一个“亿万富翁”，原因是争夺为煤田资源。杀害周祖豹的6名凶手及幕后主使中有4个是温州知名富商，其中王伟坚被抓时还在乐清新世纪大酒店谈生意，他的资产当时大约2亿。北京建昊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袁宝璟雇佣杀手，刺杀中国另一顶级富豪刘汉不成，又将杀手杀掉。而这位惊天动地的幕后杀手袁宝璟，1989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原来，财富比贫穷更能让人疯狂。

　　富人更有理由去刺杀富人，例如资源争夺。而富人更容易被富人所杀，因为他们有对等的力量。穷人为了生存去杀害富人，所冒的风险与可能的收益是不成比例的。而富人有“摆平”的能力，把手脚做得很干净。所以，富人出手稳、准、狠。

　　社会和解的出路和可能

　　贫富对立最有可能大面积引发社会事件，威胁到政治稳定的可持续性。于是，对稳定的渴求最后落脚到利益对立的阶层之间的社会和解。

　　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是最为敏感的社会神经。局部变革也可能引发全面的反应。这一点，有关方面是有充分认识的。就连当前的公务员工资改革，某些媒体也被要求不要讨论，而只能使用统一的稿件。但是，利益的分配格局是必须调整的。从技术上考虑，是在保护强者利益的前提下，提升弱者的生存水平。

　　当大多数穷人都能看到生活的希望，他们便没有理由不遵守现成的秩序而有组织地向富人挑战。中国人民的承受力是很大的。常常有官员看到人民惊人的贫苦，被感动得下泪，情不自禁地说，“我们的人民是多好的人民！他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始终热爱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开始给贫民兑现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是不晚的，他们是会领情的。

　　问题是，在目前的起点上，限制强势集团的特权，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有人说，中国的社会已经实现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利益联盟，因而如果实行民主，最可能的是这个联盟内部的民主，这种民主等于对大众的合法剥夺。也就是说，民主政治也不足以限制中国强势阶层的利益扩张。从这种判断得出之可能与否是另一回事，不幸的是，这种判断是有根据的。举一个等而下之的例子，中央银行在《2004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作出取消期房销售的建议一出，建设部立刻召开邀集房地产界的大老板们开“座谈会”，然后以新闻发言人的方式宣布，“期房销售不会在近期取消”。此举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利益集团开始有能力通过程序左右中国的公共政策。而这当然只是一个开始。

　　在限制强势群体的特权中，限制官员的特权尤其难上加难。应该看到，即便不考虑他们的腐败，只是在正常合法的层面，中国养官的高成本，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不公。这是另一个敏感话题，据此，我认为，很难说中国的弱势群体到底更“仇富”，还是更“仇官”，也不知道，到底是官民对立更值得忧虑，还是贫富对立更危险。

　　从现实的考虑，“向前看”也许是可能的选择。富人阶层，无论是非法暴富的阶层还是合法的富人，都是要求稳定的可靠力量，他们需要建立新的法律秩序，以保障私有财产。而对于穷人来说，只要在保障富人阶层的利益的前提下，有越来越好的可能，他们就会成为本份的劳动者。如果社会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对立和仇恨就会被放下，人们就会各得其所，各安其安。即便有人对财富、对富人怀有仇恨，并希望借助政府权力剥夺富人的财富，即便有人煸动或者利用阶层对立和仇恨，也是不可能破坏稳定的。

　　这就是社会和解。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搭建一个公正的政治平台。必须确保所有社会群体和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保证所有人平等地参与社会。当然，只有真正的民主和法治社会，才能提供这样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穷人需要的，也是富人需要的。例如，富人不需要再花钱去购买政府的特殊保护。

　　穷人的需求既是具体的又是简单的。他们需要劳动权，需要教育权和医疗健康权。他们春节要回家，但不需要国家垄断的运输业给他们送上涨价20%的厚礼，他们冬天需要温暖，但不需要领导干部们“送去的温暖”，他们需要社会自动反应的救济系统。政治家必须改革观念，不能只担心百姓吃不饱饭，不能说给了生存权就等于给了人权。穷人也是人，他们在吃不饱饭的时候，需要吃饱，但应该想到，他们不仅需要吃饱，还必须有平等的权利。否则，他们吃饱了就会更烦恼，政治就更不稳定。反过来，只要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人们便不需要政府官员去“养活”的，他们的生存也是不需要政府官员去“解决”的。

　　只有政治和法律平等的社会，才能阻止贫富分化继续恶化，才能走出治乱循环。只有政治和法律平等的社会，财富才会在阳光下产生，才没有阶层仇恨，才有和解和和谐。

(责任编辑：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