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逝去的2005年，既是人类收获发展和繁荣的累累硕果的一年，也是灾难频仍、风险迭现的一年。

　　2005年是在印度洋海啸的阴影中拉开序幕的，这似乎预示着人类又将走过多灾多难的一年。随后，高强度的热带风暴形成的飓风接踵而至；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空前严峻；地震、空难接二连三。突如其来的灾难，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

　　今年以来，大西洋上共形成了26次强热带风暴，横扫全球，其中14次威力达到飓风级强度。8月25日，“卡特里娜”飓风横扫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湾沿海地区，造成1200多人死亡，经济损失达340多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随后，“丽塔”、“斯坦”和“威尔玛”飓风再次先后横扫墨西哥湾，使美国南部地区及中美各国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从2003年起开始肆虐亚洲，2005年依旧猖獗，并逐步向全球扩散。

　　地震是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又一大灾害。10月8日，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里氏7．6级强烈地震并波及邻近的阿富汗和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其中，巴基斯坦受灾最为严重，7万多人死亡，9000多人失踪，10万多人受伤。

　　2005年，全球各地空难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大小空难数十起，其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近10起，共造成约1000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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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灾难也是不胜枚举：

　　禽流感：自青海湖疫情之后，似乎一度消停，但不久遍及整个世界，重回国内后让人杀鸡杀到手软。

　　黑龙江沙兰镇洪水突袭学校：6月10曰，洪水突来，死亡人数最终确定为117人，其中学生105人。

　　南方6省特大洪水：发生于6月中旬，共2147．4万人受灾，死亡164人，失踪68人，直接损失173．9亿元。

　　吉化爆炸事故：发生于2005年11月14日，一死，5失踪，哈尔滨全市停水，巨量化学物流入松花江。

　　江西九江瑞昌地震：发生于11月26曰8时49分38.6秒，5.7级地震致13人死亡，倒塌房屋1.8万间。

　　2005，除去上面所提到的，仅不能穷尽列举的中国矿难名单就冗长得让人窒息……

　　人类深陷“风险社会”

　　上述这些灾难在引起国人和全世界人民震撼的同时，还使我们去深思：人们应该如何面对偶然和意外？当巨大灾难不期而至的时候，人们应该做何反应？

　　事实上，20世纪后半期，“风险”问题就逐渐被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社会学家贝克、吉登斯、卢曼等人都对风险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西方学者对风险概念的阐释更具深度和广度，因为他们不局限于对风险的表象描述，而是将它置于现代社会的宏观考察之中，并认为风险概念的产生及其扩展本身就体现了现代性的演进过程，风险概念标识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差异。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贝克指出，马克思和韦伯意义上的“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概念围绕的一个中心论题是：在一个匮乏社会中，“社会性地生产出来的财富是怎样以一种社会性地不平等但同时也是‘合法’的方式被分配的。”而“风险社会”则建立在对如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基础之上：“作为现代化一部分的系统性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和危害怎样才能被避免、最小化或引导？”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有两个：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所以，现在的风险与古代的风险不同，是现代化、现代性本身的结果。风险社会的风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生态的和技术的，如核技术的、化学的、生物的风险。

　　贝克指出，这些风险是现代化的产物，是人为的风险，这种风险与以前的自然风险明显不同：1、它们是人类知觉系统感觉不到的，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2、它们能够全球传播，甚至传给下一代，并且不分贫富差距；3、它们阻止对风险原因的探寻和对受害者的赔偿，风险计算无法操作，导致保险失灵；4、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它们超出了现代社会的控制能力，风险的排除不再是可能的；5、它们大多依赖于理性决策，今天的风险就是昨天的理性决策。从根源上讲，风险是内生的，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6、它们是广泛存在的，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内在品性。

　　由此可见，全球化使以往可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有效管理的许多风险再也无法内部消化。面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任何单个治理机制都无法应对，很多风险只有在国际范围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才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因此，需要建立起新的复合治理机制。复合治理贯彻了治理的基本精神，即谋求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但又与目前流行的区域治理、全球治理理念不同，后两者依然是地域意义上的，没有摆脱民族国家的阴影，只不过是把地域范围扩大了而已。

　　风险社会的中国特征及治理

　　风险社会为理解现代社会提供了重要视角，为我们反思当代世界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无疑也是理解与反思高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极有价值的思想。综观中国社会，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整个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常态社会，社会风险与日俱增，传统的治理手段无法整合当代社会，社会和谐面临严峻挑战。

　　从社会和个人角度看，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社会性风险与个人性风险，社会性风险主要是指整个社会面临的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可能面临的风险。随着中国社会利益不断多元化，贫富差距不断，社会性剥夺显化，集体行动时非理性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日益提高，整个社会面临的社会性冲突风险日益现实化且呈不断升级的趋势。个人性风险主要是指某些个体可能遇到而非每个社会个体都可能遇到的生活风险，这类风险与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状态相关而呈现出个体特质。诸如矿难事故、交通事故、飞机失事等。

　　从风险的时代特征看，中国既面临传统风险（简单风险、前现代风险、现代性风险），也不乏反思现代性风险（或谓后现代性风险），但更多的是前现代风险。换言之，中国既不乏传统社会中就一直存在的风险，如天灾，战争等等；也不乏全球化时代人类（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共同面对的现代性风险和吉登斯所谓的反思现代性风险，如某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唯科学主义、无限理性主义所带来的自然对人类的惩罚等等；但中国其实更多面临的仍然是前现代社会风险，即现代性不足的风险，而非现代性过度带来的反思现代性风险。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仍然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即如何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层面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主流文明对接的问题。

　　当前，在中国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焦虑作为风险社会带给所有人的苦涩礼物与我们不期而遇。我们在为眼前的生计和以后的出路惶惑：基本生活所需费用如何解决？就业或再就业问题何时能够解决？垂垂老矣之后怎么办？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与自己身体健康的危机又该怎么办？

　　在中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旧的“保护壳”（传统的单位从属关系）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社会保障、劳资谈判所必需的工会等维权途径）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教育、医疗、住房的市场化改革给社会成员增加了大幅负担，许多家庭长期处于透支性消费状态中，对未来充满不确定预期与危机感，生活压力之大令大量社会成员苦不堪言。

　　由此可见，风险社会在本质上需要一个制度完善的社会，这样，才能尽量消除“可抗力风险”，让人们只需承担不可抗力风险。但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制度的不够完善得让国人将这双重风险一肩挑了。

　　杨雪冬撰文认为，在这种风险环境下，中国复合治理风险的版本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快现代治理机制的构建上，以便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和制度转轨风险。具体来说，首先要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在转轨过程中，如果国家的治理能力被削弱，必然造成整个转轨的失序，成为所有社会风险爆发的导火索。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不仅要改革国家内部的治理结构，提升国家对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监管水平，更要调整国家与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使它们形成合作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公民要真正成为目的而非工具，国家及其政府要真正成为实现目的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其次，要积极培育、完善和壮大市场与公民社会，增强其自组织能力和自我规范能力，充分发挥它们的治理功能，尤其要使公民社会对市场过度扩张形成有力制约。再次，要增强个人、组织的责任感、风险意识及对风险的识别能力。最后，在保护传统共同体精神的同时，应扩大社会信任的范围，增强对“陌生人”的认同感。

　　反思人类中心主义

　　有充分证据表明，疯牛病、口蹄疫、SARS、禽流感、艾滋病……无不是大自然及其中的其他物种对骄妄人类的警戒和惩罚。

　　地质学家经过多种方法测定，地球的年龄至少有46亿岁。地球上生命物体的出现只是距今约35亿年前的事。人类作为地球上生物中最晚的“晚辈”，在出现之后，则逐渐“后来居上”，“反客为主”，以地球的中心和主宰自居，开始大肆屠戮其他生物，并以“人定胜天”、“愚公移山”的精神“整治”地球。更有甚者，人类中的一些僭妄者以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主宰自居，声称掌握了“包举宇内”的“唯一终极真理”。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虚妄和僭越在其中的一些智者看来，实在是荒唐得离谱！

　　正是这种“荒腔走板”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在近世被“发扬蹈厉”的“无限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酿造了一次又一次的人类灾难。

　　这不由让人想起美国印第安酋长的那段名言：“人类属于大地，而大地不属于人类。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就像血液把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一样。生命之网并非人类所编织，人类不过是这个网络中的一根线、一个结。但人类所做的一切最终将影响到这个网络，也影响到人类本身，因为降临到大地上的一切，最终都会降临到大地的儿女们身上。”

　　科学家们在对占地球表面面积20%的全球6个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研究后认为：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在未来50年中，地球陆地上1/4的动物和植物将遭到灭顶之灾。由于温室效应在短期内难以逆转，在将要灭绝的物种中，1/10的物种的灭绝将是不可逆转的。根据一份1995年的报告，20世纪物种的灭绝速度是化石记录显示的平均灭绝速度的100到1000倍。

　　多项研究报告都指出，气候变化是目前导致物种灭绝的重要原因。为了控制温室效应，世界各国曾在1997年12月拟就了《京都议定书》。然而，由于担心拖累本国经济，排放份额占17%的俄罗斯迟迟不愿签字，排放份额占36%、世界最大的污染制造者美国也在2001年宣布退出，布什总统甚至还幻想科学家做出温室气体并没有影响到全球气候的论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几乎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

　　面对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重重风险，人类（当然包括国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尽可能运用人类的有限理性和科技发现去设计比较而言最为不坏的制度安排，并探索、创新和完善一切预防和规避自然风险的技术手段，以便用制度之锁将人性之恶锁于“铁笼”，免得其如希特勒或波尔布特一般跑出“铁笼”，纵横肆虐，为祸人寰，并尽量把自然风险有可能给人类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摒弃“无限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摒弃骄妄和僭越之态，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宇宙，敬畏一切人类尚未穷尽了解也永远不可能穷尽了解的事物，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因人类的骄妄而自造的风险和灾难。

(责任编辑：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