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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用经济效率来反对法治和民主，乃是思想偷懒的产物。经济增长、法治、民主，甚至人民乐天知命的生活方式，对于一个社会及其人民的生活来说，是同样重要的。钱不是唯一，投票权同样重要。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最近在《新财富》发表文章《印度启示录：三个世界与不公平下的和谐》。作者通过对印度的实地考察，得出了三点结论，其中头两点是：第一，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民主制度应该缓行，过早引入西方的民主制度只会带来不自由。第二，法制不能神化。在发展中国家，法制不可能像在发达国家那样有效。因为一个法律制度的效率，有赖于一系列基础性制度的建立，如廉洁的法官、行为受到约束的律师等等，这些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是难以建立的。因此，利用法制系统来约束政府的做法，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恐怕是很难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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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条令人震惊的结论，尽管作者似乎是不经意地道出的，尽管在国内的经济学家及获得某家杂志正式命名的“愤青”中，这种结论其实稀松平常。

　　比较研究的傲慢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是在比较中活过来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被动反应型的，作为一个后来但希望追上先进的民族——更准确地说，是其中的知识分子，自然立刻会注意到中西之间的差异，或者说差距。因此，中西比较就始终是20世纪国人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知识背景。一直到1980年代，比较文化研究还是一门显学。

　　不过，这些知识分子进行比较时主要是自我责备，以至于自虐。焦灼的启蒙者们悲愤地批判中国文化的“落后”，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希望引领中国人脱胎换骨，完成人性的自我更换，从黄土文明转向海洋文明。

　　到1990年代中后期，传统的比较文化研究衰落了。这似乎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关。强大的经济实力似乎让人们找到了某种自信，有些人士因“经济奇迹”而得出结论，中国在文化上已经不输于外国了，甚至于中国的样样都很好。由此，到最近几年，出现了另外一种比较研究。比较者的心态从文化上的自责，变成了经济上的自豪甚至傲慢。

　　这种比较最初是针对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90年代以来两国的经济表现，让不少学者总结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中国模式”。俄罗斯休克疗法则被认为完全失败，并遭到部分经济学家的耻笑。不过，最近几年，随着俄罗斯及东欧经济出现比较强劲的增长，这种比较已经相当少见了。

　　然从2004年开始，“拉美化”又成为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学者们把中国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及想像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统统归之于带有一定地域歧视色彩“拉美化”概念之下。但Manatt & Jones全球战略顾问公司中国顾问吴向宏很快就尖锐地指出，我们没有资格轻视拉美。吴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没有几个中国人愿意相信，墨西哥是一个比中国富裕得多的国家，尽管墨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六倍！顺便引用吴先生的一句话：“看看最近几年从普通大众到所谓知识精英的议论吧，除了欧美一流西方强国之外，谁还被我们放在眼里？”

　　与此同时，中印比较也成了一个焦点。

　　“印度之路”的神话

　　把中国与印度放在一起说事儿，热中的不仅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2005年8月22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封面文章里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单词——CHINDIA。这个单词融合了China和India两个词，尽管其创造者是一位印度学者，但《商业周刊》将其传遍全球。因此，庞中英最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说，“中印对比是西方的流行偏好”。

　　但“中印对比”显然不仅仅是个西方话语，中国人自己对印度其实很有兴趣。这种兴趣也许较早出现在软件行业。原因很简单，中国在经济领域样样都比印度好，唯独软件业似乎不如印度。很多中国经济专家不明白，甚至不服气。因而才会去找原因。

　　随后，中印对比研究扩展起来。不管是国内国外，主流的意见是，中国比印度表现更好。人们的努力主要寻找中国好于印度的理由。这些理由，其实几乎不出张五常的理论模型之范围。

　　张五常是较早进行中印对比的经济专家。他的前提是：制度是以权利的界定方法划分，目前人类知道的只有三种：其一是以人的等级界定权利（共产制度），其二是以管制法例界定权利（印度之路），其三是以资产界定权利（私产制度）。经济改革正确路径就是要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的道路上去。但权力如何肯让渡出自己控制的资源？一个简单易行并且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赎买。因此，腐败有助于改革，有助于市场的发育。

　　至于印度之路，则是最坏的，张五常多次讲过这个国家海关腐败的例子，在印度，你管手表的进口，我管某种外汇管制，他管生产手袋的审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贪污。你贪污手表，我贪污手袋。这种权利界定得很清楚。贪污权还可以自由买卖，还可以继承，写进遗嘱里面。而这与印度的民主制度有关。因此，腐败比印度式的民主更有效率。

　　今天，几乎所有主流经济专家的研究都是为张五常做注脚，李稻葵亦不过是其中最新的一个而已。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他把部分经济专家群体的政治意见直白地表露了出来。

　　知道自己的无知

　　但如果仔细查阅相关文献，立刻就可以发现：凡是支持中国优于印度之结论的，一般都是专业经济分析人士，不管他供职国内机构，还是供职于跨国投资银行。相反，凡是广泛地考虑经济之外因素的学者，得出的结论则对中国显然并不有利，甚至往往更看好印度。

　　谁的意见更可信？历史可以给人启发。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评论就提醒人们：“经济领域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确定不变的。别忘了，20前，日本看上去还像未来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呢。”

　　因此，面对中印经济增长间的差异，需要审慎。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经济这二十多年来比印度好得多的事实。但观察此一问题时，似有必要警惕“决定论”的致命诱惑。现代社会科学总有一种解释的渴望，而人们又愿意相信简单的逻辑，于是，现代社会科学——经济学向来以科学自命——倾向于将一种因素的重要性无限夸大，并以此替代其他同样珍贵的价值。事实上，对于中短期的经济增长，没有人能够给出可证伪的一般性解释，否则，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就该支持计划经济，因为前苏联也曾经搞出过经济奇迹；当然，由经济增长的表现不佳，也很难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李稻葵所说的那类一般性命题。

　　可以说，用经济效率来反对法治和民主，乃是思想偷懒的产物。经济增长、法治、民主，甚至人民乐天知命的生活方式，对于一个社会及其人民的生活来说，是同样重要的。钱不是唯一，投票权同样重要。无奈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制造了盲点，每个行当的专家都受其视野限制而看不到其他价值的重要性。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经济效率的重要性压倒其他价值。此时，明智显得极为重要，而明智，先贤已经说过，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

　　本文原题为：观察印度的视角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