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二十多岁的小孩开始买保险,三十多岁的人分期付款、供房子供车,四十几岁的人绝对不敢离开单位,马上就要退休了。我干吗傻逼到家,把钱给开发商了?像我们这些五十岁的老泡依然坚守着做盲流
温普林,东北人,满族,1957年出生于沈阳。 198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86年进藏。1988年组织过包扎长城的大型现代艺术活动《大地震》,倾心前卫艺术;1989年开始成为自由人,陆续在西藏漂泊将近十年,拍摄西藏题材的纪录片。后来创办了“北京风马旗影视制作公司”,以记载灵魂栖居之地——西藏。出版了随笔集《苦修者的圣地》、《茫茫转经路》、《巴伽活佛》,《江湖飘》等。
温普林第一次进藏是1981年,不知不觉中,半辈子过去了。
天下谁人不识君?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温普林就在艺术圈里赫赫有名,他长时间地在藏区旅行、生活,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写下了好几部有关西藏的随笔。他的传奇离不开西藏。
据说,江湖上他有个外号叫“温老大”,在西藏他名叫“嘎松泽仁”,得意忘形处,他忍不住称自己为“哥哥我”,严肃时把自己归为“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自我表扬时,他是身体力行的“嬉皮士”,吹捧他的哥们,把他的人生升华为一次“行为艺术”。
我以为温老大至少个头很大,粗声大气,一吆喝就有好几个喽啰无声无息地跟上来。他豪放,结交天下朋友,最差也要像斧头帮帮主。可是扉页照片中的他竟然是一个白面书生,面带微笑,颇是甜美!
他实在太不另类了。没带戒指,没挂佛珠,没扎红头绳,也没打耳朵眼。他也不高大,红膛膛的脸。客厅墙上的佛画不是重点。他拿出《西藏人文地理》——那是预防打劫的砖头,沉甸甸的——非常贵呢。
1986年,当时正是一个内地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们重新发现西藏的狂热高潮,各路的神头鬼脸,好像挖宝淘金似的涌入西藏。白面书生温普林陷入迷恋当中,在西藏“盲流”般地游走。他索性不画画了,振振有辞地:画什么画呀?再美的画……我都见过了,还画什么呀!天寒地冻,颠沛流离,他一字不提,他只提:美酒啊,星空啊,喇嘛呀,还有,“珠峰真是太他妈大了”。当然,少不了美丽的姑娘们——这是青春的安慰啊,肉体和精神的盛宴。
漂流是多年的生活方式。他简直是兴致勃勃、顺理成章、言简意赅地,为自己定了性:哥哥我就是一个盲流!
“现在二十多岁的小孩开始买保险,三十多岁的人分期付款、供房子供车,四十几岁的人绝对不敢离开单位,马上就要退休了。我干吗傻逼到家,把钱给开发商了?像我们这些五十岁的老泡依然坚守着做盲流。”
当刚出道的实习记者按照常规的励志故事来问:请问你从小就立志做一个盲流吗?
温普林为这样发聋振聩的提问惊呆了。张了好一会嘴,才说,谁从小就立志要做盲流了?
“不用吃药就能high”
只要一提起漂泊的经历、西藏有酒有姑娘的夜晚,温普林就毫不掩饰地兴奋起来。
鸟儿必须活在广袤的天空,野兽必须在荒原里才健康,满族人温普林在茫茫高原上才能够恢复食欲,恢复性欲。像某首流行歌的歌词——“找个自由呼吸的地方”。
追溯前尘,他童年就已经初现端倪,姥姥说温普林是“走星照命”。他只得不停地走,折腾。承担更多的压力,承受更多的情感。“安逸”、“长寿”、“稳定”……这些字眼在他的字典里,简直是要被剔除掉的。
那是他们,过去的理想主义,唯美主义派,
“在城市里他妈的要残废了”。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的嬉皮一样满世界乱跑,西藏是惟一可供飞翔的地方。“西藏被认为是第三极。你说人一辈子去南极去北极,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你去地球的第三极,还是能实现的。”——折中过的理想主义。
第一阶段,“我作为艺术家,开始去肯定先去找崇高,找壮美,开始是仰视,趴在地上拍”。第二阶段,假装自己小有成绩后,又读了点人类学著作,责任感来了,文明即将消逝,得赶快记录,做田野考察。偶尔在大雪覆盖的山顶上一个人唱“风雪山神庙”,觉得很是豪迈。现在做些自我反省,他谦逊道,“不过是小资情调,自以为英雄末路。”
他迷恋西藏,因为西藏“不用吃药就能high”。
他们那会儿,哪儿都想去,没钱,不怕;没吃没喝,不怕;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都不怕。虽说胆大包天,毕竟是异乡作客,没有正经的收入来源,生活还是很窘迫。露宿街头、蹭吃蹭喝、没地洗澡,是家常便饭。几年前他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在藏区最爱拿睡袋在外面睡,风餐露宿睡得好着呢,没有失眠的一说,你会活得很静,就是到了饿了吃饭、困了睡觉,这境界真是他妈禅啊!你说在城里你给我小屋,我在修禅,我弄俩佛像,假装冥想,那都是扯蛋。”
1990年的夏天,温普林兄弟俩已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整天靠藏戏团的糌耙和酥油茶活着,他们哥俩在川藏线上是出了名的“特嫌”、“混混儿”、“滚刀肉”。走到每处,都要与当地公安部门打个招呼。
钱从哪来呢?这可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到西藏倒腾点东西,民间工艺品呀,面具呀,唐卡呀,卖点钱——就这么活着。儒商愿意投资拍西藏,房地产商想做点西藏文化产品,都找到他。跟着老摄影师学了20分钟怎么上片,怎么曝光,就拍起电影了,有的还获了大奖。温普林成了名人。
“中产阶级最可怜”
在西藏,“凡到寺庙必定布施,分出点钱显示我们的古道热肠”。他甚至把自己的衣服都送出去了。或者出点子让他们做些特色藏饰物,回北京帮助卖掉。他资助活佛修建了一座寺庙,赢得当地百姓的尊崇。当然也有吹牛吹大的时候,“1994年我曾发过愿:有朝一日发了财我要为楚布寺修建一条路。现实是一年比一年艰难,靠做文化挣几百万修路,大大超出了我的能力。”
除了活佛,他的书中没少提到尼姑。那么漂亮的小尼姑端坐在那里诵唱,让人怦然心动。“给小姐献殷勤,咱们没别的本事,讲故事还行。哥们每次要下山的时候,尼姑哭成一片啊。有时,我要走的时候,尼姑会给我唱歌,一唱一夜。”
在书中他提到了和小尼姑尼玛的一段难忘情缘。“像我这样,假装一脸的圣洁,一脑门子的形而上,实际上也有很多行而下的飞翔。这种东西又做得那么令人难舍难分的样子。”
“我是一个大尾巴狼,招摇一下,就换地了。”回到城市,他依然属于“游牧部落”。怀柔的黄花城下,杏树林边,鸡呀狗呀,他简直要“无论魏晋”。要定居,但不是《动物庄园》,他心怀警惕。
在西藏,藏民晒太阳,多少年一个姿势不变。他语气间颇有些艳羡。“现在人都喜欢装忙,可我就喜欢装‘闲’”。“忙碌”很可笑,“闲”牛逼。这是他的“装闲理论”:“大好的光阴就是应该拿来虚度的”——听起来又像某部台湾著名电影的台词。
他声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骨子里,讨厌一切体制化的东西——发自内心,绝不在一个行业里停留过久,也不想做任何一个行业里的老大。其实,在他的履历表里,很难总结出他做过哪些行业。“闲的时候晒太阳、泡妞,绝不给自己生活方式之外的人当奴才。”
语气间,很是鄙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生活最可怜。你不敢跟老板牛逼,因为下一段的分期付款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我是个没事就把老板开了的人。”
“最近做什么?——呃——在为电视剧《情归蔓荼罗》写剧本……说的就是,藏民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定居,内心充满哀挽——是的,像挽歌。是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要谈很久的恋爱,就是不结婚——急人!”
他不得不承认,写电视剧是一件“怪无聊”的事。
“我凭什么永远给这帮傻逼锦上添花呀”
人物周刊:那么多人入藏,你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温普林:每个人的目的都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和谁去对比。他们是有单位的,我没有单位。逐水草而生,哪地有草,就去哪了,绝不像农民一样贪恋这一亩三分地。
现在朋友见面问的都是最近身边睡的是谁,你最近又在忙什么事。这都是中国现状。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认为一生还有值得他始终不渝追求的事业,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时代。你告诉一个画家,明天有机会炒股,你看丫是画画还是炒股票。我是一个艺术批评家,去年人家让我下山做房地产,我马上就下来了,给别人做了一个30亿的房地产案子。怎么了?我干吗一定要做文艺批评啊?你说这帮傻逼都这么变形了,我凭什么永远给这帮傻逼锦上添花呀。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生活是颠覆或者挑衅?
温普林:我的人生轨迹是飘忽不定的,我的生活没有目的,没有针对性。
人物周刊:我看了你的资料很疑惑啊,你到底是在做什么呀?
温普林:我也挺迷惑的。我没有在一个行业里过久地停留,因为你已经把自己放在边缘人物的状态里了,你还去寻求什么话语霸权,还要在体制外进入另外一种体制?我要做民间前卫艺术协会的秘书长还是主席啊,我做民间纪录片领袖,还是做民间戏剧的创始人和导师啊?我始终在很年轻的状态里头,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无知和渴望。
人物周刊:你不觉得会遇到很多挫折吗?
温普林:别人不爽我扭头就走,我就是懒得在任何体制里熬,夹着尾巴做人。从本心讲,我早就不认为人生做事有什么意义的,人生一世,绝对不是为了做什么事情而来的。所以做不做事对我不重要。本来文化人最多帮闲,胡乱吃吃饭,出点主意。
人物周刊:你离前卫艺术圈越来越远?
温普林:2000年前卫艺术已经走向地上,它已经变成一个时尚、时髦的标签,我无意于再锦上添花了。我关注它们是没人关注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有意思,有力量。艺术离我越来越远,艺术越来越商业化了,都在操作的层面,在技术的层面。而我认为艺术是有生命力的,像呼吸一样自然。在西藏艺术日常化的氛围里,再谈及艺术家,不是非常可笑吗?
人物周刊:原始的西藏和文明一些的生活状态,哪种更吸引你?
温普林:那当然是原始的生活方式了。如果全变成美国了,还愿意活着吗?走遍全世界,全是上海和北京,还愿意出去旅行吗?我说这话,有点臭不要脸,因为我们只不过是短期的,享乐式的,去体验一下那里的生活。但对常年在风霜雨雪中挣扎的牧民来讲,有一个定居的房子,能够看上电视,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的生活呀。
人物周刊:在那也会无聊?
温普林: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相信西藏一定会逐渐无聊的。真正对西藏的解构不是我们大量的涌入,是信息时代的到来。西藏现在到处都有锅盖,随意看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这时候你再让他固守到千年的神秘当中,不觉得有些可笑了吗?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这对他们是好是坏?
温普林:我觉得他们的选择有他们的道理,西藏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我们没有权力把少数民族定格在能歌善舞里。凭什么人家就不能过现代的生活呢?如果我们强加一种生活方式,保留一种状态,那是帝国主义。但国际化、全球化导致了个性化的生活方式的消亡,也的的确确是令人他妈的无奈的。
人物周刊:如果西藏变成一个热点……
温普林:那我就不去做传播的事了,我想去晒太阳,就悄悄地去晒太阳而已。
人物周刊:是不是在主流里很难有自己特别强烈的声音,所以要另外寻找一条路?
温普林:主流的体制里,我这样性格的人是没法生存的,我这种人注定是不能在规范的体制语言系统里生存的。我并不是一定要以胡说八道为己任,但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毛病,好为人师,没他一个说话的地,其实挺郁闷的,我得承认这个,但也不能逮着机会就胡说八道。
“婚姻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最压抑人性的体制”
释迦牟尼教导我们说:“家庭是最坚固的牢狱,妻子是最凶恶的敌人,没有比亲友更严厉的看守。”这真是讲绝了世间的感受,所以人不能有两个单位,因为家庭已经是一个逃脱不了的单位了。
——摘自风马旗书系
温普林的前妻是著名京戏文武老旦郑子茹,现在的妻子是在西藏勾兑到的老婆马峻梅,除了一儿一女,他还领养了侍奉活佛的小普穹和活佛哥哥松培的女儿拉木措,此外民间还流散了一些亲人。按照他的说法,“我们一大家住在北京,舒舒服服地给自己找了个结实的监狱”,过着“世俗生活”。
人物周刊:草原上的爱情是什么样的?
温普林:游牧民族小女孩,十四五岁,成人礼梳了头以后,单独住在一个小帐篷,可以自由地谈恋爱,幸福之极。那时候草原进入了一个发情的季节,原始的部落,人在一种半动物的状态,季节性发情的状态。很灿烂,有仪式感。把这种男女勾兑的事叫打狗,为什么叫打狗呢?草原上,狗很凶,它有非常强的领地意识,你要想进入他的领地,你去勾兑它领地里的女孩,是不是非常危险啊?
人物周刊:你打过狗吗?
温普林:为什么我们那么迷恋那片土地,可以季节性地发发情,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人物周刊:你在那找到朋友了是吗?
温普林:女朋友多啦,何止一个啊!
人物周刊:你靠什么能够吸引她们?
温普林:这个文化吧,是讲究一种差异、互补,大家都对不熟悉的东西感兴趣。比如我看到城里的女孩,都跟塑料似的,浑身都是化学的气味,我就受不了,我就喜欢浑身飘着酥油味的,脸都是黑红黑红,笑起来牙都是极其灿烂的。她们眼睛里边有雪山,有湖泊有草地,她们的目光里边,眸子很深很深,焦距都和我们不一样。你就迷幻了,你想跳到他们的眼睛里去。
人物周刊:你现在不是结婚了吗?
温普林:这有什么关系啊?婚姻就是一个单位而已嘛。婚姻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最压抑人性的体制,这是完全违背人性的。有了婚姻,一个男人的杀伤力顿减,一个有老婆的男人跟一个太监差一步之遥了。这个东西非常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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