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中央提交党派提案，建议逐步放宽农村户口迁徙限制
政府应把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的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让农民工早日享受市民同等待遇，这种市民化可从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子女着手。在本次政协会议上，民建中央提交党派提案这样建议。
昨日(4日)，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熊大方在小组讨论间歇介绍，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社会身份的市民化、生存职业的市民化、自身素质的市民化和意识行为的市民化。
民建中央经专门调研提出，应逐步放宽农村户口迁移限制，引导农业人口合理有序地向城市流动，最终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
但农村户口政策的放宽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采取梯度推进的方式，依次放开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最终建立起全国统一和规范化的农村户口迁移制度。
在有条件的农民工转产退出农村的同时，要规范耕地流转市场的运行，运用经济手段，如耕地入股分红、耕地退耕补偿等形式，引导那些已经长期稳定从事非农产业或进入了城镇生活的“农民”与耕地脱钩。
农民工进城后，要注意建立专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涵盖工伤、医疗等范围。
熊大方说，委员们调研发现，城市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员规模越来越大，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已经淡漠了再回农村的想法，在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上也基本上与城市居民相融了，在提案中他们特别建议优先使他们迈过市民化的“门槛”。（记者申剑丽 马力）
对话
市民化不能盲目也不能回避
全国政协委员熊大方表示，阶层流动不解决将有负面影响
新京报：你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有多长？
熊大方：类似于“现代化”，这不会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或是一个文件，一种方式就解决的，它可能会是一个各方面逐步推进的系统工程。
这个提案也绝不是想一下子就把农民工都变成市民。但应该从现在开始，引起更多部门更大的重视。我个人不夸张地说，中国不能永远有一个阶层在流动。个人的流动将来是一个方向，但一个阶层的流动最不稳定，最后很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带来负面影响；现在应该说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但有一天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
新京报：是不是先培养成为“准市民”，再为以后打基础？
熊大方：至少是为以后做准备。说实在的，没有相关条件的准备，谁又敢去市民化啊！“化”不好，弄成像拉丁美洲一样的平民窟出现，是个问题。就是盲目的市民化不可取，但市民化又不能回避。
新京报：为什么把80年代后出生的人作为重点？
熊大方：主要因为这一部分人相对来讲最容易做，他比老一代的农民更接近市民的要求。不论思想观念，文化素质，都是老一代农民不可比的。特别是很多农民工的第二代已经在城市里成长起来了，难道不应该首先考虑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吗？
新京报：市民化的时间要有多久？
熊大方：实际市民化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但作为一种理念、目标没有明确过。但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不是简单脱离农业劳动，这些人必须真正转变为城市市民，未来几十年都是需要努力的。
本报记者马力申剑丽
回应
农民工市民化不可操之过急
公安部有关人士表示，现阶段城乡差别太大，市民化还需很长时间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提案，公安部有关人士认为，鉴于目前城乡差别的现实局面，“农民工户口放开”不可操之过急。
他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整体素质，“现阶段城乡差别太大，户口放开后，大量农民工会涌向城镇，不论是小城镇，还是中小城市，其自身实力都无法招架，都无法解决随之而来的社保、就业、教育等多方面社会问题。”有了城市户口，就应该有教育经费，但不少通过买房获得市民身份的农民，教育经费却无法到位。现实证明，农民工市民化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间“。
他表示，在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农民工市民化早已成为事实，但其城乡间生活质量没有明显区别，所以不少农民并不愿意进城当市民，“如果我国农民也不把进城当‘市民’作为改变终生命运的大事，不会涌向城市，那时才是取消农民工户籍限制的恰当时机”。（记者王姝）
同题问答
在北京打工困境是工资低
3位农村务工人员接受同题问答，感觉获得城市户口对其帮助不大
对话人
胡兆军，男，31岁，四川广安人，朝阳北辰奥体中心奥运工程电焊工，1991年来京，曾在新疆、广州、郑州工作过。
谢同安，男，25岁，安徽无为人，昌平一饭店厨师，1999年来京，没去过其他城市。
向丽萍，女，22岁，湖北恩施人，年前从事酒店服务员工作，目前正在找收银员工作，2000年来京，没去过其他城市。
新京报：觉得在城市生活与城市人最大的差异在何处？
在城市生活你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什么？你还想回农村吗？
胡兆军：北京人经济条件好，光凭房租就能吃饭了，没有工作还有低保，但不如外地人能吃苦。我感觉在北京的困境是干活累，工资低，吃不好。但我不愿意回去，因为北京的工地多，找活容易。
谢同安：城里人好找工作，保险什么的也都有。我感觉困境是工资没有保障，怕拖欠。实在不行就得回去，我感觉现在生活都好了，在老家生活不一定比北京差。
向丽萍：好多工作不让外地人做，像我学的会计，找个收银员或者会计的工作就得有北京户口，或者有北京人担保。我感觉困境是工资低，北京消费太高。再过几年肯定要回去，因为我从事的服务行业，吃青春饭的，到了二十五六就没有地方要了。
新京报：城市户口对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胡兆军：没有多大用处吧，本身就是打工的，三十岁正是能干活的时候，吃低保不是让人笑话吗？不过，要是能在医疗保障上有改善，看得起病就好了。
谢同安：光有户口，没有工作也不行啊。有了户口可能在房子上有照顾吧，真给了户口就不回老家了。
向丽萍：可以当收银员了。(本报记者刘英才)
相关提案
农民工改称新职工
提案来源：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
提案名称：取消“农民工”称谓，给予其平等的就业、分配、保障和受教育权利
内容摘要：建议把人们常说的农民工称为“新职工”。城市给“农民工”以市民身份，首先要就取消“农民工”
称谓，从社会态度上还“农民工”真实的身份??就是普通的工人、职工或员工；同时，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保证进城务工者与城市职工“同工同酬”，和城市职工一样，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企业应为他们建立医疗和养老保险帐户。
相关案例：青岛市120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将拥有一个全新的称呼???“新市民”。据悉，取得青岛“暂住证”
的“新市民”可以享受子女入学、房贷、保险、购车挂牌、考驾照等与市民同等的待遇。
人大代表、青岛市政协副主席麦康森认为改“农民工”为“新市民”这是一个观念的进步，“但是还有不足，因为大学毕业生到城市工作就业，只会叫市民，不会加个新字。”麦康森认为最终应该完全平等。
本报记者魏铭言徐春柳
农民工文化生活应纳入城市管理
提案来源：农工党中央
提案名称：关于加强农民工文化生活建设的建议
内容摘要：建议使农民工获得合法的市民身份，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管理体系，享受同样的市民待遇，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现象。
将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政府公共文化管理范围。另外，还建议将农民工文化活动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建立农民工文化专项经费，设立“农民工文化发展基金”。本报记者张剑峰
相关链接
《刑法》应加“拖欠工资罪”
人大代表方潮贵连续三年建议，对欠薪者实施重典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厅长方潮贵连续三年，为被拖欠薪者呼吁，“在《刑法》中增加‘拖欠工资罪’”。他说，今年经验已证明，对欠薪者重典处之确有成效。
前年，方潮贵同上海等7个省（市、自治区）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提出《关于加快修订〈劳动法〉的建议》，建议中最吸引人的一条是：增加“拖欠工资罪”（详见本报2004年3月4日报道）。去年，他再度提出，但依然没有回音。今年，他单独就“拖欠工资罪”拟出议案，并表示“对修法有信心”。
他说，信心来源两个新的事例，一是香港不久前修订《雇佣条例》，把欠薪罪的最高刑罚由罚款20万港元及监禁1年提高到罚款35港元及监禁3年；一是1月份，深圳将8名有恶意逃薪行为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刑拘，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深圳市近期的欠薪投诉比以往明显降低，有的企业主动连夜借款筹资发放欠薪，周边城市也反映欠薪逃匿案件低于去年同期。
“广东将研究如何向全省推广深圳经验。”但是，他也提出，在立法未明确规定欠薪罪的情况下，以其他罪名追究欠薪者刑事责任，操作困难，成本高，不是长久之计。（记者赖颢宁） (责任编辑：毕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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