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形成一个稳定的农村，从而使农村和９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仅仅依靠城市化和市场化能不能在短期内解决中国９亿农民的问题？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新时期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形成一个稳定的农村，从而使农村和９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出得去与回得来

　　显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只是权益之计，而应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要点是，在中国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让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分享到现代化的好处，从而让农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能够安居乐业。

　　当前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有“积极方案”和“稳健方案”两种。所谓积极方案，就是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尤其是通过户籍政策和土地政策推动农村人口的快速城市化。其中学界部分人尤其主张给农民土地私有产权，通过出卖土地为农民获得进城准备金，从而加快农民进城的速度。所谓稳健方案，就是在充分考虑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

　　积极方案的后果是大量进城农民无法得到稳定的就业机会，从而在城市形成规模巨大的贫民窟。稳健方案则在承认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现实的基础上，在避免形成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前提下，推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积极方案较稳健方案可以有更快的城市化速度，不过，积极方案可能造成的高达数亿人口的城市贫民窟，不仅会威胁城市本身的生活生产安全，可能在中国现代化的某些敏感时期成为巨大的威胁性力量。

　　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在城市，而中国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农村。如何在承认城乡二元结构现实的基础上，以城乡统筹为基础，实现城乡良性互动，从而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应该是当前农村政策设计的焦点，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方向。

　　决定农民能否进城的关键，是城市可以为农民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及多少就业收入。在当前中国工业结构多处于高竞争性的加工制造业未端，利润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不可能有大幅度提高。就业机会也不会因为农民进城多而增加更快。相反，远远超出城市就业容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会在农民工之间，农民工与城市蓝领工人之间产生激烈竞争，结果是，农民工更加缺少与资本的谈判能力，农民工被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离开了农村就无法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他们将不得不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生活十分悲惨，也无法看到未来的希望，正如所有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情况一样。

　　如果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让农民可以在农村安居乐业，则当城市经济发展很快，就业吸纳能力强，而且劳动报酬相对较高时，就会有更多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而当城市经济发展较慢且收入较低，特别是出现大规模经济下滑时，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可以回到农村生活。

　　立足农民福利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立足农村，从增加农民广泛福利的角度来打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做文章，一是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从而减少农民的生产生活支出，降低农业风险，缓解农民支出的压力；二是通过农村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非物质方面的福利。无论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离不开强有力的乡村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与农民增收难相对应，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支出的压力快速增长。一方面，消费文化刺激着农民的消费欲望，引起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以教育、医疗为大宗的现代服务，构成了农民巨大的支出压力。农民面对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以前以劳动和实物完成的交换（比如换工等），现在不得不以现金来支付。市场经济越发展，消费文化越深入，农民现金支付的压力就越大。

　　农民的支出压力不只是市场经济所造成。以取消农业税后的情况为例，取消农业税，农民获得了较大实惠，但同时，在有一些农村，随着乡村组织的退出，农民不得不个人面对生产生活中的公共事务，不得不通过打井来灌溉水稻作物。其后果就是农民虽然减少了每亩几十元的税费上缴任务，却不得不增加每亩数百元的灌溉成本。

　　当前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因为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从而造成生产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况，十分普遍和严重。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中央补贴农民的思路恰又是直补到户，不能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给公共品的办法，来为农民提供廉价公共品，减少农民生产生活中的支出。

　　在农民增收空间有限，而支出压力不断加大时，为农民提供廉价的公共品，是减少农民支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在农村，公共品指构成农民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的物品，可以诸如水、电、路、调解、民风、村容等等。也可以将村组干部作为农村的公共品，因为村组干部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一员，他们具有强有力的调解村庄纠纷、维系村庄团结的功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会慢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活方式是与这样的现实相适应的。

　　所谓“低消费”，就是讲求节俭，鼓励“新三年旧三年”，反对铺张浪费，尤其反对以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的生活方式。所谓“高福利”，就是人们感到生活满意，有意义，有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方式。“低消费、高福利”的典型，如让村民的生活有根，对未来有预期。让村庄有文化，有舆论，有道德压力，有生活感。将村庄建设成为一个文化生产场所，提高村民的福利感受。

　　站在农民的角度来看，构成农民福利和满意度的，绝不只是收入的增加，而是与他们主体感受有关的各个方面。比如政治社会地位的感受、人际关系的改善、文化生活及其对生活价值的体认，等等，这些方面正是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明显优越性所在。（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