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综合报道,有部分言论和观点引自资料,未全部加以求证,其余内容为记者一个月来采访中积累的素材)在建行副行长范一飞的眼中，中国银行改革最大的问题在于，不能把机构停下来搞改革，也不能把业务停下来搞转型。既要兼顾股东回报的眼前利益，还要为长远改革支付成本和代价。

　　然而真正使内资银行感到震动的则是“爱立信倒戈”事件。它让长期在垄断政策保护下的内资银行吃了当头一棒。

　　2002年3月，在当时许多国人闻所未闻的“无追索权应收账款转让业务”诱惑下，南京爱立信公司提前偿还南京工商银行、交通银行19.9亿元贷款，转而向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贷回同样数额的巨款。

　　然而那只是中外银行交锋的第一个回合，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在震动之余有感而发：“这个业务如果外资银行能做，我们中资银行以后也能做。”

　　危局中改革强行启动

　　事实上，如何在2006年底金融业全面开放前通过改革，应对外资进入后的短兵相接，成了后来中央决定启动新一轮银行改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然而国有银行面临的除了外患，还有内忧。

　　早在1995年，时任建行行长的王岐山就已经意识到当时的银行正处于危局之中，并在任内提出两个“在所不惜”，以求得“死里逃生”。但在当时的环境之下，王的改革依然力不从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银行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渐提上议事日程。回忆起改革的动因，周小川说，中央下决心进行银行改革，既是鉴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也是降低国有商业银行当时高达40%至50%的不良资产率的需要，同时也是转变国有大型企业经营机制的需要。

　　“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还要国家不断反哺，不断地去扶持，去输血，如何能保证经济的安全和稳定？”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告诉记者，改革就是要让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核心。

　　“改革开放20年中国经济暖意融融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块拒绝融化的寒冷坚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曾不无感慨地谈及国有银行改革一直“春风不度”。

　　直到2004年1月6日，国务院公布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试点的决定，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才开始全面提速，中国金融改革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

　　羽化重生的路径选择

　　2003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希望藉此从根本上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制。

　　改革总体上分为三个步骤，一是财务重组，即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消化历史包袱，改善财务状况。二是公司治理改革，即根据现代银行制度的要求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进行改造。三是资本市场上市，即通过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真正接受市场的监督和检验。

　　早在1999年，周小川任建行行长时，就曾公开表示希望建行能够上市。6年后，2005年10月27日，建行在香港成功上市，周当年的理想在郭树清任上终于成真。

　　然而上市是不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不二选择？

　　高盛驻香港分析师胡祖六认为，国有银行改革单凭股票发行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改变公司治理、风险管理方式和管理层决策机制。

　　而几大银行的改革也都是从公司治理结构开始着手的。郭树清甫一上任，就对董事会和党委会进行了改革，让董事会不再是花瓶和摆设。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是银行改革之后一大初步而深刻的变化。

　　截至去年底，建行一共召开了十八次董事会，每次会议都持续3天左右，从早上9点一直讨论到晚上6点，而且独董的出勤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会议的频率之高，讨论之详尽，让曾在许多国际知名金融机构任职的日本银行家，现建行独董八城政基深感意外。他告诉记者，建行的董事会非常勤勉，而且相当国际化，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居然设立了四个独立董事，这在日本公司是十分罕见的。

　　“让独立董事接受采访是很冒险的事情，建行的勇气可嘉。”一位上市公司高管在得知建行安排记者对他们的外籍独董进行了历时3个多小时的深入采访之后，不无感慨地表示。

　　脱胎换骨的基因改造？

　　整形手术之后，银行改革又面临着更艰巨的课题：基因改造。

　　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得内资银行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业企业。它的体制性结构方式严重抑制了银行发展的潜力和动力。

　　有人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国有银行的垂直等级制之下，分行行长月入1万，不可能让一个科级的项目经理月入1.5万，因为下级的收入待遇只能低不能高。那能不能项目经理1.5万、分行行长2万？也不行；因为分行行长是局级，而政府其他的局级干部比如说才月入8千，凭什么分行行长就月入2万？

　　“外资引入也许能起一定作用，但绝不可能是主导性作用。体制不革新，所谓战略投资者最终也会蜕变为财务投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刘煜辉指出，银行改革的重点首先是改政府。因为中国的银行是政府一手塑造的，而不是市场竞争发展的结果。政府职能不转变、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不转变，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和环境不确立，银行的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那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依然是“物理变化”，而无法实现“化学变化”。

(责任编辑：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