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天，时任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面对的是一群再也无法忍受“喝苦水，咽菜帮，糠菜代替半年粮”日子的农民。他们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后来坐上奔驰600的禹作敏如此回应一位“流血流汗扛枪拼命过来”的高干的质问(“你为什么可以搞特殊？”)：“你是带着穷人打富人；而我，是带领穷人变成了富人。”

　　的确，他把这个贫穷、落后、荒凉的盐碱地，变成了富甲一方的“中国首富村”。在这个村里，有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生产的高级小轿车200多辆，其中“奔驰”就有十几辆。而此时，大邱庄周围大多数村庄还处在刚刚解决温饱的阶段。但在“带领穷人变富人的

　　改革者是否就有权力打人这个问题”上，禹作敏最终没能回答好。

　　1993年，禹作敏因犯有包庇、窝藏罪和用非法手段阻碍司法机关执行公务等犯罪行为，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1999年保外就医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市天河医院，一代强人“陨落”。

　　30年农村发展的曲折过程让禹作敏深刻认识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慌慌，以粮为纲，穷当当”。于是他决心把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办乡镇企业。但那个时候，大邱庄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遭受了巨大的非议。面对“挖社会主义墙角儿，抢国有企业饭碗，搞资本主义”的指责，禹作敏回应，“大邱庄只有资本，没有主义。”随后不久便传来了邓小平“中国要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讲话，这是禹作敏和大邱庄的转折点。禹作敏的乡镇企业得到了大力支持，而他本人也成了改革功臣。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资本在手的大邱庄迅速膨胀。最初的一个企业裂变成四个。“以钢为纲”，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建起来，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等四大集团相继形成。

　　1992年是禹作敏和大邱庄的黄金时期，大邱庄一跃成为全国首富村。一个乘车在庄里兜一圈不用10分钟的小地方，竟有各类企业200多家，产值过亿元的也不鲜见。企业密度和规模之大为全国之最。1992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25亿元，人均年收入高达2.6万元。创造了改革13年，产值翻了13番的骄人业绩。

　　禹作敏把盐碱地变成了乌托邦。但人们在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的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在那里，禹作敏对村民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维持着绝对的秩序。……

　　后来，禹作敏私设公堂，而后获罪。

　　一个强人统治下的大邱庄时代也随之结束。

　　作为一个农民企业家，禹作敏的传奇经历和悲惨结局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有人这样评价：“在改革之初，中国农村改革选择禹作敏这样的人作为象征，是一种必然。禹作敏无法无天的本性，使他能够完成许多超常的创举。但正是这一本性，又成为他在日后为所欲为、不可一世的原因。这就使禹作敏的大红大紫和大悲大戚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而他一手建立的大邱庄模式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乡镇企业中集体经济处于绝对优势，即“乡办乡有”、“村办村有”。其好处是集体共同富裕，其弊病是乡镇企业领导人权力空前强化，以及政企不分、产权不明、资源非市场化配置等。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禹作敏的黯然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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