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曾操控整个中国的金融业，可惜山西商人和后来的安徽商人，这两个中国最大的商帮都消逝了。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没有自我认识，不知道世界大局的演变，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文化。　　

　　★文/文心

　　余秋雨是众所周知的文坛大师，跟管理似乎不怎么沾边。但前不久他于百忙中却与专克计算机病毒的企业家陈怡蓁相约上海，漫谈文化艺术与经济管理，这才让人想起，原来大师当年曾坐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那把交椅。

　　那么，文化艺术与经济管理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

　　余秋雨近来一直在倡导企业家应该投注更多心力在文化活动上，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不少动力是来自当时威尼斯的富商财团，有着相当高的文化品味，带起了崇尚艺术美学的风潮；但是反观中国历史，从秦朝的范蠡到晚清的胡雪岩，向来对商人的地位和评价都不高，原因何在呢？

　　余秋雨说，中国的企业家在历史上一直起很大作用，但未获得较高评价，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流动型的。中国在秦汉以后建立一种限制，一切东西都在非常严格的管理中，唯独这些商业游民，在管理范围之外，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边缘人物，所以一直不能有很好的评价和地位。

　　晋商曾操控整个中国的金融业，可惜山西商人和后来的安徽商人，这两个中国最大的商帮都消逝了。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没有自我认识，不知道世界大局的演变，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文化。

　　大约20年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所有的大学都在重新开学却苦无教材。在这轮重建工程中，包括余秋雨在内的一代文化人为重新建立艺术理论而努力，否则中国经济不可能有后来这20年快速的发展。但现在的情况又有点不一样，因为这20年下来，经济发展是很快，但文化上却失落很多。不仅是德行上的失落、见识上的失落，更是人文素养上的失落。

　　试想，如果一个人心中有大量的世界名著，如优秀的小说、音乐、画作沉淀在心中，那么他就一定会关注人类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生命，会懂得与人怎么沟通，而且沟通的方式是美的。这个恰恰就是在经济发展中需要实现的，但又是现在许多人所缺失的。在此背景下，文化普及的范围需要扩大。

　　一直以来余秋雨都与戏剧艺术为伍，在当年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那段日子里，有人称赞他是“最能做管理的校长”，不知道今天余秋雨是怎样看待当年的那段管理生涯的？

　　余秋雨在《借我一生》的书中写道：“我在当院长期间做了几件事：一是停止复杂的人际关系；二是要建立服从结构；三是用新的管理模式创造新环境。我上任的第一天就拆掉了学校的八个仓库。烧掉仓库那天，全校师生在烟尘飞舞间欢呼，因为我承诺一个月后，这将是喷泉和草地。”这在管理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把一个单位里面五脏齐全的恶性空间，变成向社会开放的管理体系，就等于引进外面的活泉，自然就会增加创意和竞争。

　　听起来余秋雨不仅懂得领导，也会做生意，那么写文章、教书或是管理一个组织，哪一样乐趣比较大呢？

　　余秋雨认为这不是绝对的。他当院长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最聪明的决定都是我们这些人做出来的；而且成功有相通的道理；一群最聪明的教授，在赚钱的问题上，脑子也是最清楚的”。

　　脑子聪明的中国人，应该学习欧洲的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不是完全把古代的东西都拿下来，因为欧洲也有很长的中断，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也曾淹没在荒草之中，度过非常黑暗非常漫长的中世纪。

　　我们不可能把古希腊、古罗马的教材拿过来，管理1000年以后的欧洲社会，那是行不通的。中国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人想说，有没有可能用儒家学术重新来管理现代？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要学的是文艺复兴的一些大师，如何用现代人的原则重新选择古典，而且赋予现代的阐述。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