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魏城

　　前两天，我们《金融时报》中文网部分员工聚在报社餐厅吃饭，边吃边聊，讨论起工作午餐问题来。

　　一位年轻同事说：有没有免费午餐，是中西公司文化的一大区别。

　　我提出异议：“我也在中国工作过多年，换过几个单位，但我怎么从来没有吃过免费午餐啊？”

　　不料，我却遭到另外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同事的围攻：“你那都是什么年代的老皇历了？时下的中国，只要是白领工作，公司不提供免费午餐的，恐怕不多了！ ”

　　那位从午餐辨析出中西差异的年轻同事甚至说，如今不提供免费午餐的中国公司，大概都很难招到或留住人才。

　　我也由此回忆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各类单位时常出现的“分鸡分鸭真忙”的场景：那时中国人虽然工资不高，但单位里却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点儿实物，作为员工的福利：水果食品、鸡鸭鱼肉、保暖杯、压力锅、洗发水、卫生纸 ……不过，中国公司免费午餐的大面积推广，还是在我离开中国之后出现的 “新鲜事儿”。

　　相比之下，西方公司的经理们就比较缺乏想象力，除了定期给员工发放干巴巴的薪水之外，就是偶尔派送同样抽象的奖金支票，上班无班车，午餐不免费，就连工作期间喝杯咖啡，员工都得自己给冷冰冰的自动饮料机喂硬币。

　　“福利腐败”？

　　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季节又来临了。从政协委员们的议论中，我才知道，中国公司的“免费午餐”还有更为广义的延伸。

　　《你凭什么享受“免费午餐 ” ？政协委员抨击“福利腐败 ”》──这是新华社一篇“两会 ”特别报道的标题。这里的“免费午餐”一词，已远远超出了字面意义。

　　报道说，这些政协委员们谈论的是中国许多垄断性行业员工所享受的“垄断福利 ”：铁路职工出门坐火车不用买票甚至可以享受卧铺待遇，电力系统职工每年可享受几十到几百度不等的免费“福利电 ”，电信职工装电话、打电话都有免费等优惠……

　　其实，要论这种“内部福利 ”，西方公司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比如，我原先工作过的英国广播公司，员工也享有免费使用公司电话的福利（但只能打本地电话，不能打国际长途）；再如，我现在服务的《金融时报》，员工下班后也可免费带走一份本报报纸。

　　但中西公司工资外福利的区别在于，一、西方公司的这种福利规模小，种类少；而中国公司或机关的“内部福利”规模庞大，种类繁多，某些单位员工非货币福利的价值甚至能够超过其货币收入（工资和奖金）；二、中国许多公司或机关不肯把实物福利折算成金钱发给员工，是为了绕开有关的财务规定，或者是为了逃税：因为员工可以因此免交个人所得税，公司把相关费用列入成本，也可因此少纳公司所得税；但西方公司的某些工资外福利也是要纳税的。最近，我就收到了BBC 寄给我的一份2.2英镑的报税通知单：在我离开BBC时，一些前同事为我饯行，按照公司规定，饭钱不能用公款，酒钱可以用公款，但酒钱不管钱多钱少，均属必须报税的福利。

　　如今，中国税务部门似乎也意识到了这方面的巨大税务漏洞，于是开始“与国际接轨”：去年9月，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中国各公司、各机关通过各种渠道发放的实物、有价证券及其他福利，也应按照工资标准纳税。

　　其实，如果中国的私营公司为公司雇员提供一些非货币形式的福利，只要动机不是为了逃税，也无可厚非，在中国引起较大民怨的，主要是公务员和国有垄断行业员工享有的实物福利。

　　众所周知，中国公务员的工资虽然比不上企业老板、律师或外企高级职员，但与其它职业相比并不算低，然而，公务员的“诱人之处”却肯定是工资之外的丰厚 “油水”，公务员即使不贪污受贿，其“合法”的实物福利也令人叹为观止：根据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02年包括党政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在内的工资总额为1474亿（人民币），但全国公务车一年的各种耗费就高达3000亿，是工资总额的两倍多，此外，还有每年2000亿的公款招待费和每年1000亿的旅游考察费，光这三项就要花掉纳税人6000亿人民币的税款。

　　中国高级公务员的“合法”工资外福利更令人咋舌，中国《瞭望周刊》曾引述研究数据说，近20年来，高低级公务员实际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实物福利的差距上：如福利住房和汽车享受，以副部长为例，其住房标准是180平方米；而汽车标准是35万元，两项合计下来，副部长每月将得到1万多元的实物福利，是工资的好几倍。

　　而中国国有垄断行业员工的实物福利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不满。中国“两会 ”期间，政协委员温克刚在谈到“ 垄断福利”时说：“垄断性行业形形色色的福利，本质上就是一种腐败。它的蔓延和扩散，隐含三大危机：首先是转嫁福利成本；其次是加剧社会不公平；第三是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

　　所以，中国如欲推进廉政建设，就应该减少官员福利，哪怕是高薪养廉，把其部分福利待遇转换成薪水，发给他们，也比现在低薪水、高福利的做法，更有可能达成既节省纳税人金钱、又改善公务员实际生活水准的双重目标。

　　中国如欲铲除“垄断福利”，就必须消除行业垄断。政协委员温克刚说的好：“假如企业确实困难，他们完全可以先削减人力成本、降低福利水平。他们却不会这么做，症结就在‘垄断’二字。他们可以借助垄断把不良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谁来埋单？

　　谁说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中国单位内部的“免费午餐”就长盛不衰，而且花样不断翻新，档次不断升级；但细究下去，天下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免费午餐”，因为不管吃客掏不掏钱，最终还是要有人来埋单：官员的 “免费午餐”，纳税人要埋单；垄断行业员工的“免费午餐”，消费者要埋单，即使是私营公司雇员的“免费午餐”，表面看来是老板埋单，其实也是老板把你的薪水变成了你不一定想要的实物，把你的奖金变成了你不一定爱吃的饭菜，实际上还是你自己埋单。

　　目前在伦敦城市大学攻读EMBA学位的史春，曾经先后在英国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和伦敦分行工作过。最近，他来我家做客，对我说，他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伦敦，都没有享受过渣打银行提供的广义和狭义的“免费午餐 ”。他还告诉我，他在中国的大学同学中，也有许多人毕业后选择去中资银行工作， “他们工资单上的钱自然比我少得多，但他们有公务车、福利房，经常发鱼发肉、分鸡分鸭，手上还时常攥着一大把用不完的购物券，如果这些东西全部折算成金钱，他们的收入绝对不会比我少。”

　　但史春对他的选择一点儿也不后悔： “我宁愿老板把我应该享有的所有福利都以货币形式支付我，由我自己来选择花钱的方式。我在上海也有车、有房，但区别在于，车、房都在我的名下。如果我在中资银行工作，如果我不贪污受贿，那么，即使我有机会来伦敦，我也没有富余的现金，来支付EMBA的学费。”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本书，题目叫《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仿佛为了与之唱对台戏，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经济编辑大卫·史密斯后来把他的一本新书命名为《免费午餐》。

　　不过，《免费午餐》一书开篇讲了一个故事：19世纪，美国西部的一些酒吧常常以 “免费午餐”招徕顾客：如果顾客购买一定量的酒，便可享受一顿免费午餐，但那些酒过三巡仍能保持清醒的顾客很快就能悟过味儿来：原来此地酒价偏高，饭钱其实早已含在酒钱之中了。

　　大卫·史密斯解释说，这就是 “免费午餐”一词的最早出处。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 weicheng_ft@yahoo.co.uk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