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全国政协民盟、民进联组会上，看望委员并参加讨论，身为民盟名誉副主席的厉以宁委员第一个发言，建议建立一个综合的新农村建设的评价体系，“避免从单一指标来考核新农村建设的成绩”。胡总书记认真记下了他的发言要点。

　　厉以宁，曾为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曾任八届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九届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3年起，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厉以宁的学术思想开放而严谨，因此，他对经济问题的建言往往显得超前。他这次面对胡总书记的发言，再一次显出这一特点。厉以宁同时是个非常反对炒作的经济学家。他从1988年起，连续18年参与了我国重大经济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审议。他的诸多建言已经被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广泛接受，但很少见到媒体借他掀起过什么波澜，或者把他捧为舆论明星。这与热衷于炒作的个别“大经济学家”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也有一次例外：2001年2月11日，针对吴敬琏先生就股市提出的赌场论、全民炒股论、高市盈率论等，厉以宁、肖灼基、董辅?、吴晓求、韩志国等5位经济学家在北京中关村(行情 - 留言)科技会展中心的一间办公室里，举行主题为“关于如何正确评价中国股市发展状况”的恳谈会，指出：应该正确理解投机，赌场与资本市场有本质不同，包括发展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公众的意愿等。

　　历经数年后的今天，这些观点已经重新得到人们的认可，并且在2004年1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得到体现；但在当时，5位教授被一些“远离股市”的人们攻击为既得利益者，指责股市、夸大股市问题的言辞盛行一时。厉以宁的儿子厉伟也是股市中人，于是，对“厉氏家族”的诽谤也见诸网上；但我们国家毕竟已是法治国家，一个人是否违法要依照法律认定，而不是依据谩骂和猜测。

　　其实，厉以宁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曾被“边缘化”一次了。当时，治理通货膨胀不仅是政府的首要目标，也是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但是，厉以宁却提出，“失业的危险大于通货膨胀的危险”。他的这一主张随后受到某种有力的批评，自此他的公开发言有所减少，从一定意义上被“边缘化”了。历经十余年之后，我们清晰地看到，从各级领导到普通百姓，人们都加深了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认识：就业问题过去是、今天依然是、将来还将长期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而适当的通货膨胀，是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厉以宁的“自行车理论”----骑得快才稳，发展才能增加就业，已成经典。

　　厉以宁的“重大超前判断”（笔者认为，这样的超前判断至少要管二三十年）还有：80年代初，在人们大谈价格改革的时候，他提出企业改革才是真正的出路；1987年人们热衷于承包制，他又说股份制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他还提出员工可以持有本公司股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舆论热衷于经济利益、经济效益，他提出经济运行中的第三种调节----道德调节。

　　笔者并没有把厉教授捧为“神”的意思，而是赞赏他的超前眼光、冷静心态、严谨学风。他对于企业应当实行股份制改革、就业优于治理通胀的精准判断，他因提出后一个主张被打入“冷宫”的学术风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在去年12月25日，厉以宁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说，“靠实行高税率把富人降为中产者很不足取，必须坚决摒弃”；“杀富济不了贫，也无助于穷人的脱贫”；“杀富”的结果，只会使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惶，使本来可能成为中产者的人们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致富。

　　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但笔者以为，这可能是厉教授的又一次“重大超前预言”。诚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而且亟待治理。但是，消除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是一个长期过程，并且，“消除贫富差距过大”不等于“消除贫富差距”。我们国家需要发展壮大中产阶层的判断，依然是准确的。

　　诚如厉以宁所说，“一国的兴起和强盛有赖于中产者队伍的壮大和中产者社会作用的发挥，而衰落和灭亡则由于中产者受到了压制、打击和摧残”；“当人们都害怕成为中产者的时候，中产者队伍不可能壮大”。

　　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既是相互对立的，也是相互统一的。我们随时需要警惕的是，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因此，我们应当多听听具有超前眼光、冷静心态、严谨学风的人士的话。希望像厉以宁教授这样的经济学家再多些！

(责任编辑：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