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文摘》）　　

　　尽管我们并没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以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可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多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

　　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改革开放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是第一次，晚清洋务运动、国民政府都曾持续尝试过“改革开放”，但那两次除了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打基础之外，每次都并不成功。如何解释这种不同？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真的与以前不同？回顾一下近代世界的历史变迁，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也可使我们的国际行为更符合“国际惯例”。

　　晚清时期的世界

　　鸦片战争的前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停止了明清断断续续几百年的海禁。随后开始的洋务运动，启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但除了清廷本身的制度问题外，那次“改革开放”也生不逢时，所处的世界环境使当时的清政府即使想要利用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的国情把中国转变成“世界制造厂”，那也不可能，更何况那时的清政府离这种“远见”还甚远。

　　首先是存在运输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巨大困难。即使抛开技术条件不管，当时的世界贸易秩序也使晚清中国无能为力。那些年代因技术上的条件约束了各国之间的往来，跨国界的交往和贸易很有限。而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情况下，直到1907年之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执行跨国合约、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是使用武力，以强制性武力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

　　在那种环境下，晚清洋务运动的经济效果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晚清的改革开放不能像今天那样靠制造业出口来发展中国经济，即使抛开技术的局限性不管，晚清中国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为其外贸提供支持。于是，洋务运动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军力，但是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军力发展又从何谈起？这样一来就进入了一个熟悉的怪圈：无军力则没法开展外贸，无外贸又使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国难以发展经济实力，无经济实力又反过来使军力无法增强。虽然外贸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但过去二百年里强大起来的国家中，每个都与外贸息息相关。

　　历史性的转变

　　以武力决定贸易与产权规则的国际秩序，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受到挑战。当第二届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于1907年6月召开时，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以律师出身的占多数。正因为此，在会议期间由美国倡议的关于解决跨国债务纠纷的协议最后得以通过。根据该海牙协议，任何债权国不能以武力去另一主权国讨债，而是要求债务、债权国家双方首先必须寻求并最终接收国际法院的仲裁。从此，这就结束了持续几百年的“武力讨债是债权国的一种权利”的国际惯例。从那以后，靠武力攻打他国讨债已不再是国际上被接受的行为。

　　1907年海牙会议开启了律师主导国际关系会议的先河，也为国际社会秩序靠“法治”而不是靠“武治”立下汗马功劳。这一历史事实对今天的中国也应该有许多启示。

　　国民政府时期的世界

　　民国政府于1911年成立，那正好是1907年的海牙协议之后，按理说，其世界处境比晚清要好。可是，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忙于组建共和国政府（在中国那是新鲜事、是重大“改革”），并面临随时可能突发的内乱局面；另一方面不久之后，也就是1914年，世界第一次大战即爆发。虽然那次大战于1918年停止，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打破了战前的世界贸易格局，使跨国贸易、跨国资本流动变得艰难。

　　当然，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在当时也顾不上世界贸易格局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稳定国内局势。因此，北洋政府期间无法顾及发展经济。1927年国民政府重新立都南京。在其平息军阀混战的局面之后，国民政府于1930年左右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

　　但，国民政府又是生不逢时，虽然那时的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可是即使国民政府想通过保持对外开放、通过外贸发展经济，其它国家并不一定有兴趣，因为1930年在美国、英国、西欧等都爆发了世界经济大危机。即使当时的西方国家不设置贸易壁垒，国民政府的开放政策也不会有充分的时间去产生效果，因为到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连续八年的抗战，加上随后的内战，使经济发展又重新回到第二位。

　　国际贸易秩序的进一步完善

　　虽然1907年的海牙协议基本排除了理所当然的武力讨债行为、保护债务方，但却多少牺牲了投资者的权利。债务违约的国家因受主权保护而不遭武力进攻，这当然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投资者的产权也不能不保护，否则就不会有资本跨国流动，没有国家、公司和个人愿意买外债，跨国直接投资也会受负面影响。

　　此外，尽管海牙协议约束了债务双方的行为，但毕竟这是协议，在没有强制性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对于违约的国家，国际社会能采取的举措还是十分有限，最终还得依赖各国政府的自愿行为选择。在这种状况下，国际社会仍无法形成“文明化”的秩序。

　　因此，成立更有约束性的国际组织十分必要，以便更好地平衡国家主权和投资者产权之间的关系，等等。第一次努力是1919年成立的“国际联盟”，但由于该国际组织并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因此其可信度一落千丈，在二战期间停止运作。1944年，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正式着手准备“联合国”的成立工作，那也是中国第一次以建设性的姿态参加国际秩序的组建，是一次历史性的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联合国于1945年10月正式成立，理论上成为世界性的“政府”。

　　1944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成立，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的功能主要是帮助面临债务危机的国家渡过难关，同时保护外债投资者的权益。这填补了1907年海牙协议留下的空缺，让跨国借贷能继续进行。世界银行的作用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私人资本不愿去的那些国家和行业，世界银行可带领国际民间银行和投资者一起去第三世界投资。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后，其主要作用是谴责、约束（非强制性地）不规范的国家行为。在相当程度上，联合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很重要的发表声音的场所。

　　这种声音平台的一个直接效果是，一方面在四十到六十年代中几乎所有剩下的殖民地国家都相继独立，另一方面鼓励了许多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没收外国公司的产权（尤其是自然资源有关的产权），将其变为国有。

　　而发达国家如何保护其公民或公司在海外的财产？ 以美国为例，除了少数引发一系列经济制裁的情况外，美国政府按以下两原则来处理其海外产权被侵占的事态：第一，外国政府没收美国公司或个人在海外的产权时，如果是出于公众利益（比如，铁路、桥梁、矿山），那么基本能被接受；第二，即使是出于公众目的，没收外国公司或个人财产时，当事国必须支付足够合理的赔偿。正因为这两条原则，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公司在海外的产权被多次没收时，并没引发战争，但争论、谈判的焦点都集中在赔偿价格上。

　　这次改革开放时期的世界

　　关于世界经济秩序、IMF、世界银行、联合国、还有协调跨国贸易规则的WTO（以及其前身GATT）等这些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及其历史背景，当然不是几千字就能讲清楚的。但有一点是显然的，到1978年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之时，过去二百年发达国家逐步建立的这些国际游戏规则不仅使中国面对的外贸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使世界出口市场的容量大大增加，以至于中国工厂制造多少，世界市场能吸收多少。过去二十多年的成功当然主要是中国人自己的功劳，但是，回想起来，中国在这些年里似乎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国门打开：打开得越多，世界经济即让中国经济增长更多。

　　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看到，尽管我们并没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以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可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多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能与其合拍。

　　作者：陈志武（本刊顾问，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出处：《新财富》杂志，全文1万多字，本刊作了大幅删节。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