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县扩权”，一个发展区域经济的热门词。

　　一个曾戴“贫困帽”的浙南山区小县，继２００４年工业产值突破１００亿元后，去年又创下新的高峰，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３５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７．２亿元。对比多年前全县发不出工资的窘境，县财政局副局长程云庆一脸轻松，“从１９９５年的８０４３万元增长到今天，10年间武义县财政总收入增长了九倍。”

　　浙江县域经济繁荣现象“诱惑”着诸多省份，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５年，山东、福建、湖北、广东、河北、吉林等众多省份出台的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文件中，“强县扩权”成了制订相关政策的主基调。

　　浙江县域经济的支撑体系，除了当地民营经济的机制和体制优势外，省管县财政体制更是一项“秘密武器”。这项财政“强县”政策，正在带来政治“扩权”的冲动——“省管县”。

　　“穷县”壮大的“省管县”实践

　　浙江的县域经济发展史上，“百强县”、经济强镇的起家故事遍地可寻，要证明一种体制的优越性，“穷县”壮大的实践最有说服力。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浙江省武义县是浙江省８个省级贫困县之一，到９０年代中期，这个县还有１８３０万元的财政赤字。程云庆告诉记者，县财政打“翻身仗”靠的就是省管县财政体制。

　　浙江省推出了针对贫困地区的“两保两挂”政策，在县财政确保实现收支平衡和完成政府职责任务的前提下，实行省补助和奖励与地方收入挂钩，地方增长越多，省财政补助奖励越多。

　　“以前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地方一年到头就想着怎么找名目向省里要钱。”程说。新体制让转移支付变得公开透明了，用足用活政策谋发展成为基层政府考虑的头等大事，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孵化、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成为武义财力倾斜的重点。

　　在浙江，类似的县域经济增长奇迹数不胜数。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字，１９９４年浙江省财政对１７个贫困和次贫困县的补助为５５００万元，赤字１．２亿元，到１９９７年对１７个县的转移支付补助比１９９４年增加了１．４亿元，１７个县的财政收入增长则达４．５２亿元。到新世纪初，这些县绝大部分已进入财政“亿元县”行列。

　　“浙江模式”的借鉴意义

　　“浙江模式”之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有多大的借鉴意义，一直是人们想求解的关键命题。尽管，政府体制革新与民营机制优势两者作用孰重孰轻很难区分，但专家普遍认同，扩大县级经济调控权、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是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

　　浙江省财政厅厅长黄旭明说，“省管县”的本意，就是在财政收支划分、专项拨款、预算资金调度、财政年终结算等方面，由省直接分配下达到县、市，县（市）财政和市（地）本级财政一样都直接同省财政挂钩。

　　“省管县”的做法与现行的行政管理层级体系有不符之处，比如“侵犯”了市（地）一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财政工作的法定管理权限，当时也曾遭致一些质疑。但浙江省决策层坚定地认为这样更有利于推动基层发展，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金华市财政局副局长徐德良也认为，如果不实行“省管县”，而是省与市、市与县（市）逐层分成的话，市里肯定会“截留”县里的一部分，以用作市政府所在的中心城区建设。这便是学界所概括的“市刮县”现象。

　　从财政“省管县”到行政“省管县”

　　客观地说，浙江实施省管县财政体制有便利之处，如浙江地域相对狭小，省政府的行政权力覆盖范围相对较大，另一方面浙江县域经济比重向来大，地级市在全省经济总盘子中的分量量不如与其它省区那么重要。因此，一些地方在借鉴“浙江模式”的同时，也担心改革是否能取得预期效果。

　　担心归担心，先行者的探索已经引导出一种更为积极的改革畅想。当“强县”的省管县财政体制成为各地共识后，对县级政权更大层面的“扩权”正慢慢凝聚起相关的理论与认知基础。

　　浙江省财政厅厅长黄旭明认为，财政体制上的“省管县”、“市管县”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地方政府辖区的最优规模确定问题，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效应、公共产品成本与受益的外部性、政府本身的决策成本（政府管理的规模经济效应）应该成为政府体制结构优化设计的主要参考因素。与市管县财政体制相比，“省直管县”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淡化了地、市一级政府的财政职能，相应减少了市级中间管理环节，有效地避免管理效率的递减。

　　有关人士提出，发展县域经济、统筹解决“三农”问题，应该适时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层级，实行“省－县”架构。

　　巧合的是，无论是浙江的省管县财政体制，还是其他省区出台的“强县”政策中，下放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都已成为必备内容。在此基础上，有专家还明确提出了“市管城市、县管乡村”体制的改革路径，认为其应与“镇管小城镇、乡管农村”一道成为中国省以下行政体制改革的两个目标。

　　浙江省经贸委副主任周日星说，实行“省县制”二级体制应是一种趋势，但要先论证立法，后组织实施。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