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正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自2003年超过9%后，2004年达到10.1%，2005年达到9.9%，连续三年超过9%的增长。不仅与世界同期比实属高速持续增长，而且与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七年的历史相比，也是未曾有过的稳定高速增长。但从总需求角度深入分析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上看，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需求扩张而拉动，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同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由此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中产生失衡的重要原因。

　　从最终需求的结构看，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即按支出法计算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长期偏高，2000年之后又进入一个持续上升期，从36.4%不断上升至2004年的44.2%，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与之相对应，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占按支出法计算的GDP比重）则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61.1%下降至2004年的53%，这表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主要动因是来源于投资需求扩张的加速，而不是来自消费需求增长的加速。如果将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及最终消费率的数据与国际平均水平做一比较，中国经济增长加速主要依靠投资需求扩张的特征便更为明显。从资本形成率上看，自2000年以来世界平均水平不仅显著低于中国而且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22.5%持续下降至20%以下，中国同期则从2000年的36.4%不断上升超过了44%；从最终消费率看，世界平均水平自2000年的77.2%持续上升至近80%，而中国则从同期的61.1%不断下降至2005年的53%。这表明，与世界趋势相比较，中国现阶段经济高速增长不仅对投资需求扩张的依赖度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投资需求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在不断扩大，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仅相对较弱，而且仍在不断下降。①

　　过高地依赖投资拉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时期，因此，投资扩张以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发达国家较高，有其历史阶段的客观性。其次，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是极为重要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的权利及责任、利益在独立性提高的同时也得到了不断地扩张，地方政府的基本行为目标日益转变为收入最大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大力投资，而地方政府恰恰又在体制上获得了超越自身财力限制不断扩大投资的可能，地方政府自我融资能力持续提高，在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自1981年至2004年国家预算内资金比重从28.1%降至5.7%，而自筹及其他资金来源所占比重则从55.4%上升至70.5%，这其中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自筹资金。②其三，资本投资效率不高并且不断降低是导致中国资本形成率居高不下且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投资效率递减的情况下，只有增大投资规模才可能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效率递减的倾向是较明显的，据统计，1980年，中国每单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应产出的GDP为4.96单位，到2004年则持续下降至1.94单位，这就要求保持GDP高速增长必须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另一方面，这种低效率条件下扩大投资的要求之所以能够实现，关键在于两个原因：一是非市场的力量，特别是政府大量直接干预、主导投资，并且是脱离市场约束的行政驱动；二是市场不完善，价格，包括地租、利息等要素价格显著低于真实市场价格，从而使得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被极大地压低，进而使得投资可以摆脱市场约束，在投资效率持续下降的同时，投资扩张规模不断上升。

　　消费需求增长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上升慢，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与低消费相对应，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储蓄传统的社会，中国最终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远低于许多经济比中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但相应的储蓄率很高。近年来世界总储蓄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大体稳定在22%左右③而中国则在40%以上，2004年更达到47%，高储蓄自然是低消费的直接原因。其次，收入水平低且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尽管从总量上中国GDP到2005年已超过18.23万亿人民币，按官汇折算已达到2.3万亿美元，列世界第四位。但按人均计，中国目前人均水平大体在1600美元左右，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偏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消费需求的规模。同时，集中了大量人口的农村发展相对落后，农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迟缓，是中国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其三，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同时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速度显著快于中低收入者，而高收入者本身收入增长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低，即消费边际倾向低的群体占有了更多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而低收入者收入增长中用于消费的比例高，但消费边际倾向高的群体收入增长慢，由此自然会促使最终消费率降低。其四，公共财政体系不完善以及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使得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为能够承受未来更大的风险，人们往往增大现期的储备以用于未来的支出，包括养老退休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都会促使人们增大储蓄，相应减少现期消费。④

　　尽管这种经济增长过高依赖投资，而消费需求拉动作用相对较弱的增长格局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其中某些方面也有其客观性。但这种增长格局对于保持均衡的高速增长来说是不利的，尤其是伴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若不相应地改变这种增长格局，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不利影响。首先，经济增长最终还是主要依靠消费需求增长来拉动，因为生产毕竟是为了消费，发展经济的根本在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经济增长不能长期限于为生产而生产，不能限于投资拉动增长，增长不应陷于不断扩大投资作为主拉动力的投资型循环中，或者该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应当更为充分地实现在人们的消费中，而不是直接又被生产本身所吸纳。其次，这种增长格局会严重扭曲经济结构，一方面过度依靠投资拉动，投资需求过快增长，必然导致投资品价格上升，尤其是能源、动力、原材料等重要资源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疲软又使消费品市场价格低迷，使消费品生产不景气，从而使得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和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失业率提高双重矛盾并存，使得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难以选择。其三，以依靠投资需求扩张为加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投资需求扩张过程中，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又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市场对投资冲动，尤其是对政府的投资冲动又难以有效地予以约束，那么，这种经济增长必然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重复、低效率为特征，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真正转变到以效率提升为主的基础上来，使得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及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威胁。

　　当然，要根本改变这种增长格局并非简单。一方面，这将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因为毕竟这种格局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客观性，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改变过程，因为这种增长格局的形成有其原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其渐进性而言，主要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渐进，尤其是适应中国工业化加速的发展，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要求逐渐改变增长格局。就其复杂性而言，主要是从发展和体制等方面入手，包括提高人们收入水平，尤其是采取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间、地区间发展差距等发展性措施；也包括深化市场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使投资越来越受市场严格约束，而不是主要受政府行政推动等市场改革；同时，推进公共财政转型，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协调社会收入分配矛盾，有效地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公正性，提高社会保障的可靠性、充分性，提高公共品和服务供给的平等性、合理性，等等;对于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格局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科学》主编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国际统计年鉴2004》有关数据计算。

　　②参见刘伟《地方政府为何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载《新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2005年第10期，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

　　③资源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4》。

(责任编辑：崔宇)